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承办的“第六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于2018年10月19-21日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以“媒介再思：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为主题，集中研讨了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传播、观念的关系。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拥有各种学科背景的20余位学者全程参与。

    论坛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黄旦的主题演讲开场，论述了媒介再思应当如何思，媒介史又应当如何书写，黄旦首先梳理了传统史学研究中的“媒介”。黄旦认为，研究者应当从对媒介之“用”的关注转向对媒介之“介”的关注，以这种媒介观出发，新报刊史书写的目的应当变为讲述报刊实践的故事、揭示报刊视野下的中国历史与其他不同视野中的中国历史进行对话、探索传播研究本土化路径和理论构建。

    上海大学孙藜认为，传统的新闻史书写聚焦于内容，依从“现代化”与“阶级斗争”两种秩序，虽然意义重大、成功丰硕，但也在相当的程度上错失了历史景观的复杂与精妙。北京师范大学王颖吉则从“物”说起，选择苏轼的碑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分析了苏轼的碑刻实践及碑刻思想，在美学分析之外，也展现了石碑作为一种书写材料对于书写及书写思想的影响，与孙藜对“物”的重视不谋而合。

    华南理工大学蒋建国的研究则恰好遵循孙藜所提出的传统研究路径，借助甲午前后士绅的人机、回忆录及抄报记录等文本内容，用详实确凿的史料勾勒出了甲午前后中国社会报刊的发展情况。区别于过往普遍认为甲午前报刊阅读较少、影响较小的观点，蒋建国认为新式报刊传媒在188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间，已通过各种途径从都市社会渗透到城镇社会。

    华东政法大学郭恩强将研究对象选定为国民党执政期间的禁书，但却另辟蹊径，跳出已有禁书研究的法律和政治研究范式，选择中介化理论作为切入点，将禁书视作链接了作者、读者、印刷商、书商、政府等主体的城市社交网络的中介。由此，书籍成为了一种人类沟通的手段，而书籍流通也构建了一系列的传播体系。

    上海理工大学金庚星的研究则是在传统消费史的研究路径之外，采用了媒介化的视角。他认为，正如电报实现了商品“从空间运动到时间运动”的转变、报刊加速了消费观念的新城代谢、邮政网络使得邮售得以可能，媒介作为一种连接与联结生产、流通与消费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会塑造的消费文化。在这样的理念下，他将注意力集中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试图探究电话作为一种新媒介带来了怎样的新消费文化。

    华中科技大学袁艳的文章旨在说明地理学作为研究空间的一门学科为何在近年开始关注媒介与传播问题，在行文中袁艳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描绘了媒介与地理学从相离、相遇到相融的过程。袁艳教授对传播学的跨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并非每一个学科之间都具有清晰的辩解和明确的中心，传播学目前处于内部多元化、多中心化的状态，而跨学科交叉不仅使不同学科间的对话，通过来自其他学科的议题和概念，也可以为原学科内部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创造空间。

    深圳大学韩晗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展开再论述和再评估，他认为，肇兴于晚清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内涵动力和发展动力。韩晗以史料和推理论述了文化产业如何促进了“五四”运动思想内涵的形成，又如何推动了“五四”运动的酝酿和发展，他认为以报刊出版、电影戏剧、舞台唱片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传播了“五四”运动亟需的新兴文化，推动了新的文体与表现形式的诞生，为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想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厦门大学张先清的研究借助对疍民的关注，展现了媒介如何塑造民族与民族边界。张先清通过梳理近代公共话语中对疍民的讨论得出，疍民作为一个无法自我表述的群体，其民族形象完全由近代知识分子创造和呈现，其研究融合了人类学的关怀和传播学的敏锐，是大众媒介人类学的又一次有益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向芬探究的则是媒介将事实塑造为何，他的研究选取的主体是对两岸而言都意义重大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横向及纵向地梳理了两岸对于“二二八事件”报道及报道流变，两岸媒介塑造事实差异及流变本质上反映了“双战”格局，应当被嵌入到更大的政治格局中探讨。

    湖南大学季凌霄研究了作为晚清宪政配合物被引入中国的速记，她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梳理了速记在中国的缘起、使用及各方对于速记的看法，研究认为速记作为一种弥合口语与文字的通道，受到了口语与文字各自内在逻辑的拉扯，其研究为探寻口语与文字二者间存在的逻辑与影响差异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吉林大学管书合的研究以小见大，从分析1911年“日人水井撒毒”谣言的产生、流传入手，分析了清末东北社会各层面对于日本的“集体”认知和看法。香港教育大学许国惠同样选择了较小的切入点，由抗战时期中日合拍电影《春江遗恨》的宣传入手，研究了公共文本问题。暨南大学赵建国则由南京国名政府初期的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论起，通过对记者联合会筹备、成立及公用的全面分析，论述了职业联合会在塑造职业共同体层面的作用。天津师范大学李秀云的研究则恰好关注劳资纠纷，她的研究中分析了民国时期报业领域出现的两轮大规模劳资冲突，并列举、评析了当时民营报人、左翼报人及国民党报人对于劳资纠纷不同的处理构想及方式，其研究为补充、完善民国报刊史及报人思想研究提供了有益材料。华东师范大学路鹏程指出记者和报馆老板之间代表着的是对立的新闻专业主义及商业管理专业主义的对立，但记者与老板顾念情谊，彼此体恤却为这两种主义的对话营造出了一个富有伸缩性、包容性且充满人情味的协商空间。

    湖南大学季凌霄研究了作为晚清宪政配合物被引入中国的速记，她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梳理了速记在中国的缘起、使用及各方对于速记的看法，研究认为速记作为一种弥合口语与文字的通道，受到了口语与文字各自内在逻辑的拉扯，其研究为探寻口语与文字二者间存在的逻辑与影响差异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此次论坛，学者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路径及不同的学术背景，为探索媒介史书写及媒介概念本身提供了不同的助益。正如历史本就多元而多层，学者们在不同方向上的努力为还原一个丰满、多层次、合理且现实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以交流为诉求的会议让这些思想得以融会贯通，以媒介为中心的交流则让学者们更加注意到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影响，这对于探索一个审视当下的合理视野来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