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中国过去40多年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①伴随着这一经济转型的伟大历程，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三方面的显著特征：（1）高速的增长。根据官方统计，1979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仅有210美元，不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而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体而言，中国近40年来实现了9%以上的平均增长率，在减少贫困人口、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显著的波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波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②，1979—1991年，中国经济波动明显，GDP增长率的标准差达到3.36%，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在2%以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进入“大稳健”时期^③，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下降超过30%。（3）较大的地区差距。地区间发展的较大差距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1978—2000年间，中国内陆—沿海的不平等系数已经从0.4%增加到3.8%。^④近年来，南北地区差距扩大逐渐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2013年以后，南方GDP占比明显增加，截至2018年已经达到了62.5%。^⑤

然而，很少有文献解释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转型？尤其是，为什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增长速度如此之快？经济波动较为显著？地区差距如此严重？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中国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民营经济占GDP的份额接近于0，而这一指标在2003年已经达到了59.2%。^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⑦

与东亚新兴经济体相似，中国民营经济的快速扩张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⑧因此，理解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特征，首先需要理解中国政府内部的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这一点也与North^⑨的理论相对应：经济增长的基石是国家、产权和有效率的组织，而政府作为连接它们的纽带处于经济增长的中心。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转型期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特征为基础，构建了两地方政府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中国政府内部的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形成于中国式分权制度。^⑩这一基本制度实现了地方政府的私人利益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紧密关联，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政治激励。中央政府在政治和人事任命上高度集权，主要通过行使对地方政府官员任命、提拔和罢免的权力，确保地方政府行为不会偏离中央的意志。在稳定政府结构的同时，中央政府还会利用自身政治权威对地方政府进行相对绩效评估，作为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重要依据，促使地方政府展开横向竞争。^⑪（2）经济激励。在组织稳定的前提下，中央赋予了地方政府极大的经济自主权，包括发动和协调改革、提供公共品等权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财政包干”改革。在这项改革中，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的预算制定权，并享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可以不受干扰地决定预算支出，同时和中央政府分享财政收入。^⑫“财政包干”制度意味着辖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高，财政留存也就越多，这便构成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激励。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制度背景下，构建两地方政府的竞争模型。假定地方政府为风险厌恶型，效用来源于经济发展的绝对绩效和相对绩效两部分，分别对应于其受到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地方政府以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在生产效率相对较高的民营部门和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部门间进行投资决策。研究发现，相对绩效考核使地方政府的投资决策表现出相互模仿的特征，且模仿程度随相对绩效考核强度的增加而增加。首先，这种模仿行为在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政绩考核制度下表现为竞逐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比代表着经济激励的绝对绩效考核，相对绩效考核对于中国经济成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央政府偏好的改变会影响地方政府对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主观信念，并通过模仿效应放大对地方政府投资决策的影响。当中央释放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时，会引发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逐顶竞争”，相反就可能会形成“逐底竞争”。从而呈现出民营经济的“潮起和潮落”，形成显著的经济波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中央政府偏好改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会因此不断减小。最后，民营经济本身虽然更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但会加剧市场竞争，恶化部分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而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有时不得不去限制民营经济的扩张。 “软预算约束”实际上是弱化了横向竞争对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激励作用，这会导致不同国有企业数量的地区形成增长差距。

本文的研究发现首先拓展了对于中国区域经济竞逐民营化的理解。大量经验证据表明，民营部门在生产效率、创新效率等方面都要高于国有部门^⑬，但仍然令人困惑的是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有激励发展民营部门？Cao等^⑭强调了中国式财政联邦系统对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民营部门的发展更有利于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反，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会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张维迎和栗树和^⑮从市场竞争的视角阐述了财政分权促进民营化的机制。朱恒鹏、Guo和Yao、Liu等^⑯的研究则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普遍的私有化行为并不主要来自地区间竞争，而是分税制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Huang等^⑰则检验了信息在民营化中的作用。与上述文献相比，本文同时考虑了地方政府所面对的财政激励和横向竞争。除此之外，本文模型不仅能够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快速扩张，还能够解释部分时期内民营经济出现的收缩，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本文对于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意义。大多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的研究都是在投票选举制度背景下展开。^⑱这些研究结论显然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大多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周期实质是一种投资周期，其往往与财政分权和横向竞争^⑲、中央监管^⑳等因素相关。Zhu^㉑则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波动都与投资的所有制结构波动高度一致。Brandt and Zhu^㉒指出，央地关系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央对信贷的不完全控制，以及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效率差距。本文的结论同样有助于解释中国投资的所有制结构波动和经济增长波动，但主要强调中央政策和偏好改变的影响作用。并且，Brandt and Zhu主要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数个经济周期。本文的模型还解释了中国经济周期在1992年前后的两个不同阶段。

本文还对大量关于地区差距成因的文献具有一定的边际贡献。地区增长差距通常被认为伴随着人力资本、FDI等要素积累差距和经济结构差距而产生。^㉓但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地区要素积累和经济结构的差距？部分学者发现中国地区差距与所有制结构差距存在着高度关联。^㉔Zhang^㉕指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来源于分税制改革之后，初始经济结构和税基较低的地区由于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而无法吸引要素流入。Benjamin等^㉖认为，地区差距来源于初始所有制结构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发展较为缓慢的国有部门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使得内陆地区的农村居民的就业机会与沿海地区出现差距。刘瑞明^㉗进一步指出，在转型期，不同初始所有制结构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并在极化效应下拉开差距。本文结合中国地方政府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进一步阐述了初始所有制结构对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弱化了地方官员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激励，是导致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形成发展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机制。

最后，本文关于中央政府偏好改变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研究发现同样对于组织经济学中的“指挥棒效应”具有一定的贡献。与本文直接相关的研究是Li等^㉘在Tullock竞争模型下发现了层级结构中组织目标自上而下的放大效应。本文模型与他们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Li等的模型假定决策者是风险中性的，而本文模型假定为风险厌恶型。我们模型中的放大效应的机制也与其不同。Li 等的模型强调上级目标对下级行为决策的影响，而本文的模型中则不包含任何目标的设定。本文的模型主要强调风险厌恶和相对绩效考核促使决策者之间形成的模仿效应，这种模仿效应可能形成“逐顶竞争”效应也可能产生“逐底竞争”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本文是对既有研究的补充。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交代了本文研究的制度背景；第三部分为基准模型的构建；第四部分通过引入国有部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中国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历史遗产，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特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或迅速缩减，也势必会影响到之后的改革和经济发展。从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改革开放既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突破，又是对这一体制的继承与修正。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经济改革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方面，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政府主导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内部的激励制度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㉙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中国式分权。

第一，中央政府在政治和人事任命上保持高度集权，通过人事管理对地方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激励。^㉚中国的政府结构是一个以区域为基础的多层次等级制度，在中央政府之下，还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四个层级。中央主要把控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层面的关键人事安排，而市、县、乡级政府官员主要由其上级进行任命。这种嵌入式的干部管理系统保证了各层级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意志的服从^㉛，具有高度稳定性。地方官员获得晋升的主要依据来自相对绩效考核制度，上级政府通常会构建一套指标体系对下级政府进行政绩评估，而下级政府政绩的相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其晋升概率。这些考核指标往往体现了中央的偏好和意图，也是将晋升激励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促使地方与中央利益达成一致的关键。^㉜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为迅速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地方经济增长速度是政绩评价的主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每年首先需要保证辖区内一定的GDP增长率，否则将没有资格获得政治晋升。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基本矛盾的转变，考核体系也逐渐向“量质并重”的方向转变。总而言之，在以经济发展为标准的相对绩效考核中，地方官员出于对自身职业发展考虑，将有强烈的动力实施能力范围内任何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构成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激励。

图  1  中国政府内部的治理结构

第二，中央政府在政治集权的基础上赋予地方政府大量经济自主权，保证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动力。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赋予了地方政府充分的经济自主决策权，地方政府从而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本地实际需求的经济政策，维护经济的良好发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以“财政包干”为主要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财政分权改革放弃了之前中央统收统支的体制，使地方政府拥有了独立的预算制定权并享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地方政府可以不受干扰地决定预算支出，同时和中央政府分享财政收入。^㉝总体来看，经济分权主要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减少了中央计划对地区经济的干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项目审批、财政拨款直接参与本地经济决策，不仅如此，其拥有的实际权力远远超过了财政分权所体现的部分，例如土地、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金融资源、能源等资源的控制权，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地区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构建等重要领域都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㉞另一方面，激励了地方政府谋求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收益更多地依赖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收入越高，财政留存也就越多。财政分权使得地方官员的利益与经济增长达成一致，这一点与18世纪英国地方执法官面临的激励颇为相似。^㉟然而，高水平的分权并没有获得长久持续。由于中央与地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催生了地方政府隐藏税源的动机^㊱，导致中央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收入的比重从1984年的40.5%开始不断下滑，1993年仅仅达到22%，低于改革初期的水平。为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在1994年启动了“分税制”改革，再次集中了财政权力以及部分重要领域的经济管理权。

综上所述，中国转型期的基本制度具有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两个特征，两个特征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稳定发展的动力。经济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和一定的经济激励，而晋升激励则保证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本部分旨在构建一个地方政府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显著波动两大特征进行解释。设经济体中存在两个地区，记为$ j=A,B $，每个地区都有国有和民营两类经济部门，生产效率分别为$ 1+{r}^{s} $和$ 1+{r}^{p} $。根据既有研究的一般性结论，假定国有部门生产效率普遍低于民营部门，$ 1 > {r}^{p} > {r}^{s} $。地区拥有的生产资源标准化为1。其中，由市场机制配置的部分为$ \gamma $，由地方政府直接配置的部分为$ 1-\gamma $。在市场机制下，资源将会流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因此，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 \gamma $将会流入民营部门实现产出$ \gamma (1+{r}^{p}) $。

地方政府$ j $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其中，$ {I}_{j}^{s} $和$ {I}_{j}^{p} $分别表示地方政府$ j $向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配置的生产资源。在地方分权的威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大的效用，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提高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扩大财政留存和考核绩效），还要进行充分的政治考量，以迎合中央的偏好和意图。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辖区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效用$ {Z}_{j}^{1} $；二是在政治考量中所获得的效用$ {Z}_{j}^{2} $。假定地方政府为风险厌恶型，$ {Z}_{j}^{1} $符合不变系数风险厌恶形式：

其中，$ \theta $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R}_{j} $为地方政府在辖区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收益。一是财政留存的扩大。这部分收益仅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政收入越高，财政留存也就越多；二是官阶的上升。这部分收益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在相对绩效考核制度下形成的横向竞争。整体而言，地方官员的收益不仅与自身绩效相关，还与竞争对手的绩效相关，参照Palley、Blader^㊲的设置，本文将地方政府$ j $在辖区经济发展中获得的总收益表示为：

其中，$ (1+{r}^{s}){I}_{j}^{s}+(1+{r}^{p}){I}_{j}^{p}+\gamma (1+{r}^{p}) $表示$ j $地区的GDP。$ a $为绝对绩效考核强度，衡量了财政留存比例的大小，假定$ a $足够大使得$ {Z}_{j}^{1} > 0 $。$\; \beta $表示相对绩效考核强度，衡量了GDP的相对绩效考核评价对于地方政府政治晋升的重要程度。

国有企业虽然生产效率低于民营企业，但被认为是执政党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政府可以从国有企业获取政治收益。^㊳除此之外，Aghion et al.^㊴的研究结论还表明，民营经济的过度发展会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而当私人目标与国家战略相背离时，民营经济的发展就有可能损害到政府的利益。Bai等^㊵指出，国有部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次优安排。因而，国有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政府意志的贯彻和执行。这些就构成了国有企业发展的对政府的额外收益：

其中，$ {q}_{j} $表示地方政府对国有经济的主观信念，衡量了国有经济所带来的政治收益的边际大小。$ {Z}_{j}^{2} $同样可以视为地方政府推动民营部门发展的一个机会成本。在现行的基础制度下，地方政府虽然拥有较高的经济自主权，但中央拥有着人事任命的绝对权威，地方政府若要获得更大的晋升概率，就需要尽力符合中央偏好。当中央鼓励国有部门发展时，地方政府可以从国有经济中获得的政治收益更高，相反，当中央更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时，地方政府从国有经济中获得的政治收益相对较小。

求解式（1），根据库恩−塔克一阶条件可得：

存在${\underline{q}}_{j}=(a+\beta )\left({r}^{p}-{r}^{s}\right){{R}_{j}}^{-\theta }({I}_{j}^{p}=1-\gamma )$和${\overline{q}}_{j}=(a+\beta )\left({r}^{p}-{r}^{s}\right){{R}_{j}}^{-\theta }({I}_{j}^{p}=0)$，当 ${q}_{j}\ge {\overline{q}}_{j}$时， $ {I}_{j}^{p}=0 $为均衡解；当${q}_{j}\in ({\underline{q}}_{j},{\overline{q}}_{j})$时，均衡解为：

其中，${k}_{j}={{q}_{j}}^{-\frac{1}{\theta }}{\left[\right(a+\beta \left)\left({r}^{p}-{r}^{s}\right)\right]}^{\frac{1-\theta }{\theta }}-\dfrac{\left(1-\gamma \right)(1+{r}^{s})+\gamma (1+{r}^{p})}{{r}^{p}-{r}^{s}}$。

对式（7）进行全微分得：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地方政府间的资源配置决策具有相互模仿特征，模仿程度随着相对考核强度的增大而增大。

地方政府$ A $（或$ B $）对民营经济多配置1单位的生产资源，将使得地方政府$ B $（或A）对民营经济多配置$\dfrac{\beta }{a+\beta }$单位的生产资源。这种资源配置决策的相互模仿特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风险厌恶型假定。在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下，地方政府有激励追求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边际效用递减。二是相对绩效考核制度。一个地方政府收益的提高意味着竞争对手收益的减少。因而，当一个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生产效率更高的民营部门时，本地区GDP水平提高，从政治激励中获得的收益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竞争对手的这部分收益就会减少。因此，竞争对手也会对资源配置做出相应的调整。

根据式（7）可求得：

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资源配置可以分解为“主观效应”“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三个部分。“主观效应”反映了绝对考核强度对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意愿的影响，与民营经济收益率正相关。民营部门相对于国有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越明显，也就越有利于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收入，增加财政留存。“模仿效应”表示竞争地区GDP对本地区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根据式（9），“模仿效应”与竞争地区的“主观效应”直接关联，并且随着相对绩效考核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乘数效应”是指，竞争对手对本地区的模仿行为又会对本地区的资源配置形成反馈，使得两地区的资源配置产生螺旋式的调整，直至到达均衡水平。综上，“主观效应”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而“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进一步强化了“主观效应”对民营部门发展的促进作用。

令式（9）对$\; \beta $和$ {r}_{p} $求偏导可得：

命题2：相对绩效考核制度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其他条件不变，民营经济的生产效率越高，相对考核绩效强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强。

图2直观地刻画了相对绩效考核强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I}_{A}^{p}\left({I}_{B}^{p}\right) $ 和$ {I}_{B}^{p}\left({I}_{A}^{p}\right) $分别代表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的反应函数，两者相交于$ E $点，为纳什均衡解。 $ {I}_{A}^{p}\left({I}_{B}^{p}\right) $与纵轴相交于点$ (0,{D}_{A}) $，$ {I}_{B}^{p}\left({I}_{A}^{p}\right) $与横轴相交于点$ ({D}_{B},0) $。$ {D}_{A} $和$ {D}_{B} $表示当竞争对手将所有资源配置于国有经济时，本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当相对绩效考核强度由$ \;\beta $扩大至$\; \beta \text{'} $时，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主观效应”“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都有所增大。地方政府A的反应函数就表现为向上移动且斜率变小，得到$ {I\text{'}}_{A}^{p}\left({I}_{B}^{p}\right) $。地方政府B的反应函数向右移动且斜率变大，得到$ {I\text{'}}_{B}^{p}\left({I}_{A}^{p}\right) $。$ {I\text{'}}_{A}^{p}\left({I}_{B}^{p}\right) $与$ {I\text{'}}_{B}^{p}\left({I}_{A}^{p}\right) $相交于点$ E\text{'} $，为新的纳什均衡点。$ ({I}_{A}^{p**}-{I}_{A}^{p*})+({I}_{B}^{p**}-{I}_{B}^{p*}) $即为相对绩效考核强度增大所带来的民营经济扩张的总效应。分别过$ {D}_{A}^{\text{'}} $和$ {D}_{B}^{\text{'}} $，作与$ {I}_{A}^{p}\left({I}_{B}^{p}\right) $和$ {I}_{B}^{p}\left({I}_{A}^{p}\right) $平行的辅助线，两者相交于点$ \widehat{E} $，$ ({\widehat{I}}_{A}^{p}-{I}_{A}^{p*})+({\widehat{I}}_{B}^{p}-{I}_{B}^{p*}) $表示当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的变动为0时，相对绩效考核强度增大对民营经济扩张产生的促进作用。而$ ({I}_{A}^{p**}-{\widehat{I}}_{A}^{p})+({I}_{B}^{p**}-{\widehat{I}}_{B}^{p}) $ 表示相对绩效考核强度增大通过提高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而对民营经济扩张产生的促进作用。可以看出，地方政府间的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极大地加速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图  2  相对绩效考核与民营经济发展

命题2良好地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逻辑。从图2中容易推断出，绝对绩效考核强度$ \alpha $的提高只会通过“主观效应”发挥作用，而相对绩效考核强度$\; \beta $还具有“模仿效应”及其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此，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实现了地方与中央“分灶吃饭”，这种财政收入激励构成了地方政府维护市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财政激励良好地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经济增长，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即便中央重新收回了大量事权和财权，中国仍然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除此之外，财政激励也难以完全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相比较之下，相对绩效考核维持了中国地方政府间高强度的经济竞争，构成了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此外，在转型过程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生产效率差距的不断扩大进一步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意愿。Jefferson 等^㊶的研究发现，1980—1992年间，中国国有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提升了2%—4%，如果考虑中间品投入的话将更低，而非国有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大约是国有部门的2倍。Brandt等^㊷利用1978—200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非农非国有部门的TFP年均增长率是4.33%，而国有非农部门仅达到1.66%，截至2004年，非国有非农业部门的TFP比国有部门高出80%。在国有经济和民营效率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对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构成了中国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由式（9）易得，当$ {q}_{j},{q}_{-j} < \left(a+\beta \right)\left({r}^{p}-{r}^{s}\right) $时，有

命题3：地方政府风险厌恶程度越小，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意愿越大；风险厌恶程度越小，相对绩效考核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

中国的经济成就离不开地方官员的创造力和冒险精神，这与中国“自下而上”的具有高度实验性的改革模式有关。大部分的改革措施并不是由中央进行“顶层设计”，而是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改革措施在地区取得了成功，便再由中央进行全国性的推广。^㊸然而，改革往往是对现存体制和约束的突破，甚至可能逾越既有的法律法规，改革一旦失败，地方政府往往需要承担较大的责任。改革的不确定性使得地方官员承担了极大的风险，而只有那些更富有冒险精神和胆识的地方官员，才能勇于尝试和创新，从而更大程度地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帮助地区民营部门和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起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于1981年由中央正式向全国推广，但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就已经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尝试，在取得了良好成效后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予了肯定，但在此之前很多地方官员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下面我们来观察地方政府对国有经济的主观信念是如何影响地区经济波动的。令式（7）对$ {q}_{A} $求偏导可得：

地方政府间的模仿性成为了中央偏好影响地方政府决策的一个放大器。由于“模仿效应”，一个地方政府对国有经济的主观信念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到本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会影响到竞争地区，并且在“乘数效应”下被进一步放大，导致经济整体出现民营经济发展的“潮起”或“潮退”现象。

图3中，假设由于中央偏好和政策发生变化，使得地方政府A对国有经济的主观信念由$ {q}_{A} $下降到$ {q}_{A}^{\text{'}} $，$ {I}_{A}^{p}\left({I}_{B}^{p}\right) $向右移动至$ {I\text{'}}_{A}^{p}\left({I}_{B}^{p}\right) $，新的均衡点为$ E\text{'}({I}_{A}^{p**},{I}_{A}^{p**}) $。过$ E $点做横线与$ {I\text{'}}_{A}^{p}\left({I}_{B}^{p}\right) $ 相交于$ F({\widehat{I}}_{A}^{p},{I}_{B}^{p**}) $，过$ F $点做垂线与$ {I}_{B}^{p}\left({I}_{A}^{p}\right) $相交于$ G({\widehat{I}}_{A}^{p},{\widehat{I}}_{B}^{p}) $。直线GF表示当地区A对地区B不具有模仿效应时的函数形式，则此时地区B对民营经济的投资变动不包含有乘数效应。$ {I}_{A}^{p**}-{\widehat{I}}_{A}^{p} $为主观信念提高引发的主观效应变动，$ {x}_{p}^{**}-{\widehat{x}}_{p} $为乘数效应，$ {\widehat{y}}_{p}-{y}_{p}^{*} $表示地区y对$ {\widehat{x}}_{p}-{x}_{p}^{*} $的模仿效应，$ {\widehat{I}}_{B}^{p}-{I}_{B}^{p*} $为模仿效应带来的乘数效应。可见，当相对绩效考核强度为0时，地方政府A的民营经济发展变化仅有 $ {\widehat{I}}_{A}^{p}-{I}_{A}^{p*} $，地区B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而当相对绩效考核存在时，地区A主观信念引发了额外的变化，从而导致民营经济发展出现大幅波动。当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变大时，夹角$ EFE\text{'} $变小，在$ {\widehat{I}}_{A}^{p}-{I}_{A}^{p*} $不变的情况下，$ {I}_{B}^{p**}-{I}_{B}^{p*} $和$ {I}_{A}^{p**}-{\widehat{I}}_{A}^{p} $都会进一步增大，相应地，主观信念引发的民营经济波动也会变大。

图  3  民营经济发展的“潮起”与“潮退”

根据式（7）可以求得$ {q}_{A} $变动对GDP的影响：

结合图3可知，当$ {q}_{A}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时，有利于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而当$ {q}_{A}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提高时，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可得：

命题4：中央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偏好和政策的改变，通过地方政府间的“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引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潮涌”或“潮退”现象，导致深度的经济波动。并且，相对绩效考核强度越大，中央偏好改变引发的经济波动越大。

在中国现行的基础制度下，地方政府不仅需要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张，还需要尽力执行中央的意图。虽然地方政府拥有极大的经济自主决策权，但为了尽快地实现政治晋升，在实践中更倾向于符合中央偏好。地方政府看似自发式的行为，实际上是揣摩中央意图的结果，体现的是中央的政策偏好。^㊹因此，中央对民营经济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并在模仿效应下被放大，引发经济波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实施了以“放权”为核心思路的治理模式，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普遍采取了不支持不反对的默认态度。这构成了一种隐性的“容错机制”，民营经济因而得到了良好的发展，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1988年已经达到了36.5%。但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这种政策没有根本性地持续下去，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Haggard and Huang^㊺发现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多个时段内都受到了系统性的限制，此后又快速反弹。例如1988—1992年，1998—2001年，民营企业能够获得的正规融资都在随时间逐渐减少，造成的结果是，从1988—1990年，注册的个体户数量从1450万个下降到1330万个，民营企业员工数从2310万下降到2090万。相对应的，中国同期的GDP增长率大幅下降。

相似地，中央释放出的一些支持民营经济信号，同样在地方形成了迅速而显著的回应。Guo等、Bordignon等^㊻指出，200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党员发展对象中的“其他革命分子”修正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加强了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在这些信号的作用下，许多公务员“下海”经商，民营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4年，新一批的242万个党员中，仅仅有894个是民营企业家，而民营企业家当时的规模达到了949万。而到了2006年，新一批党员中已经有1500个是来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的数量更是达到了1279万。中国GDP增长率在这一时期稳步上升，2007年达到了1992年以来的最高点：14.23%。

现在继续回到对式（1）的求解中，当$ \lambda \ne 0 $时，若${q}_{j}\le {\underline{q}}_{j}$，均衡解为$ {I}_{j}^{p}=1-\gamma $。综上可知，当${q}_{j}\le {\underline{q}}_{j}$或${q}_{j}\ge {\overline{q}}_{j}$时，

此时，地方政府已经将全部的可支配资源都投入到了国有经济或民营经济之中，中央偏好和政策的改变不再会改变其行为决策，自然也不再会引发经济波动。因而，中央偏好和政策对经济波动幅度的影响程度取决于${\overline{q}}_{j}-{\underline{q}}_{j}$的绝对大小：

式（18）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可干预配置的资源占比越小，中央偏好和政策改变能够引发的经济波动也就越小。这是由于，市场上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不承认别的任何权威。^㊼在完善的市场秩序下，市场总是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规律，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这种配置方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政府的人格化特征会使其行为决策十分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政策的不确定性往往较大，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决策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时，经济体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当政府处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时，就容易形成经济波动。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1：市场化程度越高，中央偏好和政策的改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越小。

推论1解释了1992年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的不同特征。改革初期，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这段时期的经济波动也就相对较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表明了中央政府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决心。在21世纪之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活动微观主体的市场化使得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也在发生渐变，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既有的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波动将被成熟的市场经济周期取代。^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化，但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绝大部分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本部分将市场中民营企业的数量标准化为1，设地区$ j $中国有企业的相对数量为$ {n}_{j} $，不失一般性，假定$ 1 > {n}_{A} > {n}_{B} $。参照Brandt and Zhu^㊾的做法，设维持国有企业生存所需的补贴等于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之差。则地方政府A对本地国有企业的补贴$ {s}_{j} $可以表达为：

式（19）意味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市场竞争水平，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的生存难度，使得政府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以维持其生存。该设置具有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例如，蒋灵多和陆毅^㊿以外资管制放松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发现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会进一步软化。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地区x和地区y对民营经济具有相同的主观信念$ q $。则地方政府$ j $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根据库恩塔克一阶条件，求解可得，存在$ \overline{q} $和$\underline{q}$，当$q\in ( \overline{q},\underline{q})$时：

其中， $ {\stackrel{~}{k}}_{j}=\left(1+{r}^{p}\right)\left(1-{r}^{s}\right)-\left(1+{n}_{j}{r}^{p}\right)\left(1+{r}^{s}\right) $。令$ \Delta {I}^{p}={I}_{B}^{p}-{I}_{A}^{p} $分别$ {n}_{A} $和$ {n}_{B} $求偏导可得：

地区A和地区B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可以表示为：

令$ \Delta GDP $分别对$ {n}_{A} $和$ {n}_{B} $求偏导可得：

命题5：地区间“软预算约束”规模的差距越大，地区间的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和经济增长差距越大。

中国各地区的国有企业数量在改革初期就存在较大差异。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为实现“赶超英美”的战略目标，中央政府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重工业所需要的大量物资资本是中国当时极度缺乏的，因而重工业企业也难以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存活。⁽⁵¹⁾为了推进战略的实施和中央意志的执行，中央集中资源组建了大量国有企业，并通过扭曲市场价格、计划资源配置等手段来维持这批国有企业的生存。在“赶超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作为应对来自苏联、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威胁的战略后方，主要承担了重工业的建设任务。这一时期被称为“三线建设”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重工业的初步布局。改革开放后，“赶超战略”逐渐被抛弃，但重工业内的国有企业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从而造成了地区在国有企业数量的差别。⁽⁵²⁾

那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构成了地区发展的包袱，而地区经济发展的缓慢反过来又会限制财政收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加速地区差距的扩大。这种现象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进一步恶化。分税制改革建立的以增值税为核心的税收分享体制，以及以1993年为基期的税收返回制度，都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水平本身更高的东部沿海地区。⁽⁵³⁾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逐渐分化的财政状况，以及中西部较大的国有企业负担，对地区差距产生了深层次的冲击。⁽⁵⁴⁾

根据式（21）可得：

推论2：其他条件不变，“软预算约束”规模越大，相对绩效考核对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越小。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与国有企业存在着一种隐性契约，而政府通常无法做到退出该契约，也就无法承诺不去救助出现亏损甚至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⁵⁵⁾为维持国有企业在市场环境下的生存，地方政府会采取多种隐性补贴和保护的手段，产生“软预算约束”。在“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变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营经济相比较于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更高，更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总收益，这在前文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强调；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逼迫地方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更多的补贴以维持其生存，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结合命题2可知，当民营经济对地方政府的收益下降时，相对绩效考核强度所带来的激励作用也会随着下降，并在“模仿效应”和“乘数效应”下“传染”至其他地区，导致经济整体发展受到抑制。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数量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拖累”效应。

进一步观察相对绩效考核强度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推论3：相对绩效考核对落后地区进行经济追赶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相对绩效考核强度的增大，有利于缓解地区差距。

实际上，当地区间的禀赋条件呈现差异时，地方政府间的模仿行为也具有了非对称的特征：

随着相对绩效考核强度的增大，地方官员间的晋升竞争逐渐加剧。为了保证自身的报酬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模仿发达地区的资源配置程度，以增加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获取更大的晋升概率。这也表明，在这种非对称情形下，通过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间构建一个有效竞争机制，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在中国转型期的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间形成了激烈的横向竞争，加以地方政府普遍的风险厌恶型特征，各地区的投资决策具有了相互模仿的内在动力。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不仅激励了其推动生产效率相对更高的民营经济发展，并且在模仿效应下，帮助实现了中国民营经济的迅速扩张和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模仿效应还会放大中央偏好对地方决策的影响作用，导致显著的经济波动。此外，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但会使得市场竞争加剧，恶化“软预算约束”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数量越大的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收益越小，地方政府推动其发展的激励也就越弱，导致不同国有企业数量的地区形成发展差距。

本文的政策含义非常明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分权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较大的地区差距。中国式分权制度在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对于中国未来实现高质量增长至关重要。对此，本文建议中央政府应当对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视：

相对绩效考核制度不仅有效激励了地方政府推动高生产效率部门的发展（命题1），对中国伟大的经济转型和近40年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且还有助于激励欠发达地区追赶经济，缩小地区差距（推论3）。然而，相对考核制度虽然帮助中国取得了空前的经济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环境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加剧。这一问题在当前中国旨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战略下愈发突出。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完全否定相对考核制度的作用，犯下“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错误。核心的问题在于，应该如何有效地实施相对绩效考核制度，以实现地方对经济发展的“量质并重”。

第一，有效引导地方政府提高对绿色产业、创新产业的重视程度。在本文的模型框架下，假定地方政府在污染产业和绿色产业之间进行资源配置决策，即便污染产业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只要当中央释放出更加偏好于绿色产业的信息后，地方政府在模仿效应下也会大幅缩减污染产业的投资和发展。近年来，中央对优化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强调在政绩考核中要扩大能够反映经济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的指标及其权重水平，对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有益影响。未来中央政府应进一步通过宣传、政策等引导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主观信念，并在此前提下构建强度适中的相对绩效考核制度，充分释放其制度收益。

第二，强化监督机制，保障经济指标与地方实际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如果地方经济指标失真严重，相对绩效考核制度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建议中央加强对地方经济统计数据的审计监督工作，建立成熟的法律惩罚机制，加强执法力度，增大地方违规成本。此外，考虑到多维指标体系不仅权重难以精确，而且由于各维度指标的可观测程度不同，很难保证地方政府不会“厚此薄彼”。对此，需要完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建议要求地方政府利用信息化平台定期公布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增强民众监督效率，并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地方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做出反馈信息。⁽⁵⁶⁾

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稳定经济波动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⁵⁷⁾但是，“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更为严重，难以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⁵⁸⁾可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以完善的市场秩序为前提，这就要求建立一个统一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

建议以下面三个方面为抓手：一是完善产权制度。包括明晰的产权界定、有效的产权保护和顺畅的产权流转等；二是加强法治化建设。建议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在竞争性环节无为而不为，在市场失灵环节积极作为，在事前、事中、事后，“管”好市场秩序，以保护市场交易有序进行、公平化竞争环境，从而提升市场活跃度与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打破各类垄断。坚持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竞争政策框架。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并及时根据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提高市场竞争状况评估效率，加大对垄断行为的执法力度，严格破除清单以外的隐性市场准入限制。

根据本文结论，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硬化预算约束，有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振地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深化的动力，进而缩小不同所有制结构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和利润率尚未能得到有效改善，其经济表现相对不足的问题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而愈发明显，“软预算约束”问题也无法得到根治。因此，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

在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之后，如今的改革的难度已经大大增加，任何改革都可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成功的国企改革同样远不止对国企本身运行效率的突破，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保障措施维持经济整体的稳定。具体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抓手，推进国企体制机制完善。在竞争性行业内，支持民营企业等社会资本以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形式进入市场，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转化，提升企业效率。在垄断性行业内，逐步放开竞争性业务，允许社会资本平等进入。二是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前提，推进国有企业精简冗员。解除国有企业过度的社会性负担，首先需要保证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平稳过渡，降低大规模裁员后的社会动荡。三是以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基础，完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就业吸收效应，进一步支持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