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1998年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首次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在全球引发一场热潮。同年7月，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报告，拉开了全球数字化转型的大幕。数字化转型的意义不仅仅在具体的场景应用上，更在于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改变，是一个质变而不是量变的过程。^①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新增长点。^②这意味着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中国打破“工业3.0”发展瓶颈，具有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意义的经济发展新动能。

数字化和信息化是一脉相承的。数字化是对信息化的全面升级，具有信息编码化、惯例显性化、数据可溯化等特点。数字技术包括物联网技术、智能传感器技术、边缘计算技术等实时数据采集技术，互联网通信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等安全高效数据传输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清洗技术等复杂数据运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学习技术等大数据分析技术，运营管理技术、生产工艺技术等业务相关技术，以及智能控制硬件技术等反向伺服技术，包括了信息感知、分析、行动、反馈等各个环节。

1. 全方位感知。

感知是分析、行动和反馈的基础。数字技术通过各种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激光扫描器等各种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在202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划定了7大数字经济重点，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其中物联网是数字技术中全方位感知的载体。

2. 全过程编码。

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经济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编码，覆盖生产、消费、管理的方方面面。这一方面促进了知识的交流，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组织惯例的沉淀、传承、优化、重组带来了契机。全过程的数字化编码是瞬时决策的基础。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企业、产业的“感知响应周期”逐步缩减，从过去的数月、数周到现在的数天、数小时，甚至缩减到1小时以内。未来，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支撑大范围的“瞬时决策”成为可能。

3. 全行业遍历性穿透和传承。

数字技术全过程编码可以将过去和未来，此地和彼地，甲人和乙物、一二三产业的信息连通起来，具有全时空的穿透和传承能力。由于其广泛的适用性，数字技术日益渗透到每个行业之中。数字技术将过去隐性、未充分利用的知识、惯例等显性化、要素化，并以极低的成本推动这些数据要素的积累、交流和扩散，有力地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广泛展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更有甚者，一些掌握了大量数据要素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企业直接进入传统领域，推动了跨界的兴起和平台的繁荣，带来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变化。具体来看，在制造业领域，Google和Apple进入智能装备领域，百度进入汽车领域。在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服务市场领域的扩展和形式的多样。消费互联网的兴起、大数据服务的繁荣是重要的表现。

4. 显著的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是指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所有用户都可能从网络规模的扩大中获得更大的价值。此时，网络的价值呈几何级数增长。产品对一名用户的价格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数量。在多边市场中，由于积极的网络效应，市场活动参与者经常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补贴。数字技术推动了供需信息的透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市场参与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例如，平台上的大量流量对广告价值产生积极影响。为了维持或扩大其份额，平台提供商收取广告费用，免除了使用者租金，保持平台功能免费。^③

数据要素驱动经济增长的过程类似于核聚变反应。首先，数字技术将现场采集、后台收集的各种生产、流通、消费、管理等信息进行编码化，企业生产能力集、组织惯例集等要素进行集合。这是数字化转型的数据要素注入阶段。其次，通过大数据的存储、挖掘、计算，形成优化的知识、技术、工艺，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数据聚变扩能阶段。再次，数据要素在新的生产率水平上进一步转化，通过聚变扩能，形成更优化的知识、技术和工艺，这个过程循环往复，数字技术的通用性不断加强，可占用性准租趋近于零，数字技术全社会共享程度越来越高。率先实现数字技术装备化的企业将获得显著的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市场竞争和产业集中度的变化，数字技术的垄断维持时间缩短，经济体系的竞争性大大加强，社会福利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发展总体上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图1）。

图  1  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机制

1. 数据要素注入阶段。

数字化转型带动了覆盖各个领域的数据要素的收集和流通，推动了信息透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价值链中链主企业与配套企业交易的“准内部化”，形成了共生共荣的数字化大生态圈，从而使数据真正为经济系统的各个部分所接受和采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要素。

一是编码化、透明化和穿透化。数字化转型中，信息的编码、收集和应用是主线。服务领域的消费互联网、新零售等收集和处理了消费者的信息；工业领域的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等收集和处理了生产者的信息。两者都是通过把真实世界数字化，转化为数据，通过对这些现实数据在虚拟世界中进行建模运算，进行数字化生产设备创新、数字化业务流程创新，来提升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可以说，数据是连接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桥梁，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全过程的数字化，是数字化转型的主线。

伴随信息编码化过程的是透明化。互联网的“端到端”原则意味着任何数字化后的单位都可以连接到任何其他数字化后的单位。因此，互联网使数字化的单位在全球范围内可便捷地被访问和使用，从根本上降低了通信成本，也极大地扩展了数字化后的各经济主体，包括个人、企业、组织和政府互操作和数据共享的潜力。这不仅增强了双边和多边的联系，也支持和增强了市场运作的能力。精心设计的数字交互可以快速交换大量结构化信息，使得交易变得扁平。市场变得更大、更明智、更有效、更完整，信息不对称性大幅减少，交易成本大幅降低。

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成为一种通用技术，带动经济体系的更多部门实现数字化，其大大降低了各个部门的专业化壁垒，带来产业、创新、消费等领域真正实现链式的整合和发展。这种跨领域的沟通能力使得数字技术真正具备了行业间的穿透力。数据作为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重要性大大加强。

二是数字化生态圈形成。数字基础设施的大量建设、数字化设备的大量增加以及数字化专业人才的大幅培育，使得数据得以更快地收集和流通，形成了一批突破地理空间限制，以高能级企业为核心的全球化产业圈、以高等级科研机构为核心的全球化创新圈、以及以高容量市场为核心的全球化消费圈。这些圈层之间相互作用，带动了平台的兴起。一系列平台正成为数据在经济系统中循环的枢纽，比如，基础研发平台、应用研发平台、研发推广平台正成为创新领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产能共享平台与区块链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可以提高共享行为的可追溯性，更好地促进制造业协同发展。^④数字基础设施、数据共享平台等将推动跨圈层的统一的数字化生态圈出现。数字化生态圈的形成，将提高数据在经济系统中采集、流通和注入的效率，进一步加强数据的要素属性。

2. 数据聚变扩能阶段。

按照刘易斯的理论，二元结构中相对过剩要素充分地再配置将推动经济增长。数字技术将过去隐性化的、没有充分利用的知识编码为数据，实现显性化和结构化，与已编码化数据聚合，扩充数据再配置能力，提升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一是多部门数字化聚变效应。数字技术可以对多部门生产过程的数据进行系统集成，系统优化，大大降低了大规模跨部门过程创新的成本，推动过程创新的产能呈现爆发性增长，极大地提升了数字技术开发商、数字技术装备供应商、数字技术与装备使用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水平。多部门数据集成开发，实现了数据和生产、经营、组织惯例等传统生产能力的融合，不断地资本化，一方面直接作为新生产要素投入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间接地通过生产率提升，引发劳动力、资本在企业间、行业间动态再配置，作为“结构红利”促进了经济增长。

二是数字技术成果的转化、扩能。经济发展离不开创新成果的转化、扩能。有研究表明，新技术的传播不足被认为是导致技术创新疲软的原因之一。^⑤数字化转型后，一方面大企业和小企业形成长期交易关系，小企业存续时间延长，创新动机更强，成果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小企业进入大企业的生产网络，由于技术能力的积累与大企业绑定，技术水平提高更加迅速，长期下来与大企业生产率趋同。最终来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全产业链创新和整体生产网络的效率，而不仅仅是单个企业水平的变化。^⑥波音公司是一个典型案例。波音建立了覆盖全球的供应链网络，并使用数字孪生和3D打印技术来加速开发和组装。相比较依赖创建模型和测试飞机的传统方法，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使得生产速度提升了80%。相隔数千公里的两个供应商可以根据波音的需求，生产不同配件，然后迅速完成匹配组装。

简言之，各行各业数据汇集和注入，大大活跃了融合创新活动，催生大量新业态、新模式、新增长点。众多产业逐步呈现跨界发展的态势，形成了部分初具规模、未来市场潜力大的跨界产业，如能源互联网、互联网金融、车联网、生物芯片等。这些新产业的诞生是数字化转型转化扩能作用的另一个体现（图2）。

图  2  数据聚变扩能示意图

3. 数字化增长阶段。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数字化转型带来持续的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降低，导致资产专用性、合同不完备性发生改变，企业生产网络组织实现半内部化，产业在更高水平实现稳态增长。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供给体系实现优质、高效、多样化，推动创新体系实现网络化、开放化、协同化，推动生产方式实现模块化、柔性化、社会化。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改变市场投资方向、推动消费升级、培育出口优势来扩大“三驾马车”的新动能。

一系列研究也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于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稳态增长的作用。有研究发现，ICT成为经合组织经济体中主要的增长动力。ICT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未随着ICT生产部门的放缓和衰退而消失。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过去经合组织内一直处于技术停滞状态的许多行业在未来可能会迎来新的技术进步。^⑦替代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可以产生永久性的影响，即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人均产出的持续增长。数字技术例如机器学习、移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来可能会提供导致永久增长的替代劳动技术。永续增长的增长率决定于机器人技术的水平。麦肯锡（2021）的研究发现，通过数字化，整个工业领域的公司可以增加高达4%到7%的收入和利润，这意味着利息、税项、折旧和摊销前收益的增幅最高可达9%。^⑧Natia Mosiashvili和Jon Pareliussen发现，在不同的数字技术和技能强度测度中，作为采用公司的公司水平的生产率溢价始终是积极的，而且是可观的。^⑨

测算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产业数字化部分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在数字经济中，中国产业数字化部分占比高于数字产业化部分占比，表明中国已进入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加速向各行各业融合渗透的阶段，正进入数字化转型的中期。

中国是全球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国家，具有产业环节多、数量大、结构复杂的特点。数字化转型后，中国的数据禀赋丰富程度将在全球居于领先位置，这意味着中国有望实现更强的数据聚变、技术转化、扩能的效应，若能更好地抓住这一轮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深化带来的机遇，将推动经济发展水平实现更大程度的跃升。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扩能作用，本质是一种技术扩散行为，将推动数字技术的通用性加强，以及可占用准租的降低。和传统的技术扩散相比，数字化转型的扩能作用具有非常强烈的异质性，突出表现在企业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由此引发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显著的结构变迁效应。

1. 企业异质性。

先进数字技术对于企业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企业本身是否具备必要的数字化基础和能力。企业数字化能力累积的时间越长、基础越雄厚，越容易实施先进数字技术。一般而言，大型企业的数字化基础和能力更强。扩能作用的企业异质性意味着规模越大、能力越强、积淀越深的企业越能够享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有研究证明，在当前采用数字技术的企业中，大型企业的比例更高。例如，在阿根廷，员工超过100名的大型企业对工业3.0与工业4.0数字化制造技术的采用率比所有企业平均采用率高出20%。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工艺升级和产品优化，将推动大企业进一步巩固竞争优势，加强单体能力，提高产能。这样的效应持续发生，推动产能数字化提升的同时向大企业集中。虽然整个产业的竞争性没有降低，但是强者愈强的局面难以改变。

2. 行业异质性。

不同行业天生存在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在数字化转型后的平衡增长路径中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天然差别。Natia Mosiashvili和Jon Pareliussen使用爱沙尼亚的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数字化密度产业的前5%企业2016年劳动生产率相对于2010年增长了20%，而低数字化密度产业的前5%企业劳动生产率只增长了13%。^⑩Flavio Calvino发现数字化转型的行业异质性随时间改变。他分两个时间段，即2001—2003年和2013—2015年，分别计算OECD国家各个时间段的行业数字强度。研究发现，在两个时间段中，行业数字强度都维持低评级的有农林牧渔业，采矿业，食品、饮料和烟草业，电力燃气业等。行业数字强度都维持高评级的有电信业，通信服务业等。出现数字强度上升的行业包括科技研发业（由中等偏高跃升到高评级），娱乐业（由中等偏低跃升到中等偏高评级）。出现数字强度下降的行业包括计算机、电子和光科技产品（由高评级下降为中等偏高评级），机器设备制造（由高评级下降为中等偏高评级）等。^⑪

究其原因，数字化扩能的行业异质性主要源于每个行业扩能机制、行业属性不同。每个行业平衡路径上的ICT设备投资、软件投资、ICT中间产品、ICT中间服务、机器人使用、网上销售、ICT专家数量等存在巨大差异，如食品业、农林牧渔业，对于数字化的需求相对于科技研发业、电子信息产业等自然偏低，所以即便进行数字化改造，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会弱很多。

3. 地区异质性。

数字化扩能作用的发挥与地区的禀赋、数字基础设施的密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导致各地在数字化转型中表现存在差异。这突出表现在全球创新成果高度集中的现象。在3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1022个功能性城市地区中，有10%的城市占据诞生了接近三分之二（64%）的专利申请量，而排名前5%的城市诞生了二分之一以上的专利申请。^⑫这证明了全球创新能力一方面存在严重不平等，另一方面这种不平等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水平高度相关，如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等地区是美国数字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地区，也成为了创新的中心。

数字化扩能作用的空间差异源于基础设施，发展于数据，核心在于技能型劳动力的差距。数字化扩能本质是数据推动型创新，但是，数据不是创新的唯一投入要素：技能是数字化创新的第二重要投入要素，因为它们是创新过程中数据的补充。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发展，对技能的需求（及其市场价格）也随之增加。技能型人才的集中具有正外部性。在数字化环境下，数据可以分散采集，但是，与之相反，技能倾向于集中。随着知识活动集中的物理障碍消失，数字化甚至可以进一步加强地理集中的趋势。技能型人才集聚，新型基础设施发达的顶尖城市正在成为许多数字创新的实验室。瞬态大规模数据的处理能力成为这些城市的核心优势。这些城市实际上变成了数字技术集群，也成为驱动更大范围区域经济发展的动能来源。

正是上述异质性的存在，数字化转型阶段中经济结构变迁将在市场结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与数字技术更加匹配的发展方式。

1. 产业集中度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产业集中度提高。从供给端看，先进数字化制造技术的扩散依赖于企业是否具备各种必要能力，包括对应用新技术至关重要的投资能力、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等。企业能力累积的时间越长、规模与范围越大、组织惯例积淀越深，企业数据资本化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采用数字化制造技术，获得更多的数字化红利。有研究证明，在最新工业3.0时代与工业4.0时代采用数字化制造技术的所有企业中，大型企业的比例更高。从需求端看，数字商业模式通常需要汇集大量的客户数据来开展分析。大型企业在这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早地获取、消化和转化这些信息，创造出色的体验来吸引客户，然后越来越快地进一步深度了解客户的需求进化。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很难打破。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将推动各行各业从相对均匀的市场结构，演变为以一批大企业为中心的生态圈。如何在集中度不断上升的同时，实现生产率持续增长，应引起政府和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

2. “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多样化：行业间数字鸿沟的出现。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不同行业的渗透和扩能存在显著差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2020年工业发展报告》指出，关键的先进数字化制造技术的采用率在欧洲各个行业不尽相同，如云计算技术在计算机、电子产品制造业中运用最多，而在纺织品、皮革行业中运用最少；工业机器人技术在运输设备产业中运用最多，同样也在纺织品、皮革行业中运用最少。在服务业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差异。不难得出，在数据聚变扩能中，高数字化行业的生产率持续提升引发的企业、行业异质性发展效应，这些行业将呈现出“产值占比上升、就业占比下降”，低数字化行业则呈现出“产值占比下降、就业占比上升”。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会呈现出“产值再工业化”“就业持续服务业化”。在就业结构上，数字技术发展引发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数据聚变扩能会引发高数字化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上升，即“技能深化”，这一过程具有自我加强和路径依赖性，由此在行业间可能产生巨大的数字化鸿沟，进而引发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3. 以数字密度为特征的新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

数字化转型不仅可能带来行业间数字化分化，也可能带来产业空间结构的数字化分化，形成以数字基础设施为依据的空间城市等级体系，即以数字中心节点为核心，沿数字网络向外扩散的新中心—外围空间体系。在低密度数字工业化时期，城市级别的划分更多依据传统的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密度。中心城市拥有更加发达的传统基础设施，可以促进更多制造业和相关的服务业集聚。在高密度数字工业化时期，城市级别的划分更多取决于人才、数据资本等要素的密度，而这与新型基础设施的分布高度相关。根据数字密度形成的城市等级体系，将实现要素与产业更高程度的匹配，降低数据流、人流、物流、交通流的成本，更加有利于创新和生产活动的展开。有计量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城市中的专利活动有着正相关关系。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创新活动集聚对头部城市有利，增强了创新在这些城市中的集中度。

4. 治理、管理方式进一步走向透明和开放。

面对快速推进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各国经济治理、管理方式需要实时跟进和调整，以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治理、管理将更加透明和灵活。在数字时代创新政策需要解决数据访问问题，促进创新者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合作。政府将进一步放松数据管制，鼓励跨部门数据集成的试验和创新，包括促进灵活执行法规（例如“监管沙盒”）。

其次是更加开放的数字技术应用环境将进一步形成。例如，在机器人大规模应用上，政府将进一步更开放地鼓励机器人使用。已有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对企业劳动需求的替代效应可能会被生产力增长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所抵消。在市场集中度高的企业、融资约束强的企业中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推进更公平的竞争性市场环境、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⑬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还在进程中，数字技术的渗透还远没有结束。可以预见，数字化转型将分为三个时期来实现。第一时期是经济数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突出表现在数字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显著提升，以及数字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加大。如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1.91亿个，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24.6%，同比增长11.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模增速。其中，第三产业成为数字化转型中劳动力再就业的主力军。^⑭第二时期是高密度数字工业化充分展开，产业集群向数字技术集群演变。跨界创新的频繁发生、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是这个阶段的特点。这个时期最终将实现产业链、创新链打通，集群外部经济范围扩大，在区域内形成技术创新和产业基地的梯度层级。第三时期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化生态圈的最终形成。在海量数据处理技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人工智能成为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扩张和虚实经济最终融合的根本力量。人工智能的竞赛尚未在全球全面展开，目前的竞争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具备坚实的、丰富的产业多样化体系和先进的数字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竞争和数字化生态圈建设将形成显著的先发优势。

202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也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数字化转型在这一进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1. 数字技术对国内市场结构进行重塑。

数字技术对国内市场结构进行重塑，主要通过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结合来实现。数字技术与产业链结合，由于其规模递增的特点，将增强规模经济效应，带动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数字化密度高的产业将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提升，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如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数字技术与创新链结合，将降低创新成本，不断培育出新的市场进入者，进行创造性破坏。一方面这将成为创新驱动的来源，另一方面大量创造性破坏活动也会引起在新兴领域的经营风险增长，市场盈利的不稳定性提高（图3）。

图  3  数字技术创新引发市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的机制

由于公司和投资者都面临失去一切的风险，市场份额更不稳定，从而导致收入更不稳定。一方面风险的上升、产业的集中使得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关键雇员和资本报酬率上升，而普通劳动力报酬下降，带来社会收入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又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一次颠覆性创新就可能打破原有的市场分配结构，诞生新的市场主导者。不断出现的创造性破坏将推动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稳态增长，虽然这种增长将以市场结构和收入结构的持续变动为代价。^⑮

2. 内循环的形成以及比较优势来源“多元化”。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内将形成联通广泛、横跨各个领域的数字化生态圈。内循环的形成，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的充分对接将推动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协同开展，不断消除高质量消费需求增长与高质量产品、服务供给增长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

内循环的形成也将有助于同时实现高技能劳动力知识能力优势和低技能劳动力成本优势，最终实现比较优势来源的“多元化”。这主要是通过制造业高端化和服务业就业化两个途径来实现的。从制造业来看，数字化转型对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存在显著效应，通过技术扩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通过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促进制造业增长。制造业劳动力的技能要求将越来越高。制造业将升级成为知识密集、技能密集、数字技术密集的先进制造业，成为中国树立竞争优势，提高人均GDP的重要依托。从服务业来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从原先的制造业部门中挤出，进入服务业就业。服务业劳动力的增加有望打破长期存在的“服务业之谜”，即虽然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相比明显有差距，但相对价格却保持上涨的问题。服务业将成为中国就业的稳定器，维持中国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

在强大内循环的支撑下，产业数字化将进一步推动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锻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1. 内外循环对接与数字货币的兴起。

内外循环的高效对接是中国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国内大循环成功实现后，数字化转型将促进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系，从而全面实现与外循环的顺利对接。具体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将实现高技术产业双向投资、高技能劳动力双向流动、高技术产品双向交换循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深度进行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中国将逐步提升产业链安全可控水平，强化研发创新能力，培育自己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工程师红利”“数字化红利”将成为中国生产率提升的关键依托。与发达国家的循环对接将实现原有基础上的升级。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原材料进口、中低技术产品生产和中低技术产业投资循环。这是对比较优势原则的遵循。数字化手段的广泛应用将扩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一方面深化产业合作，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中低技术产品与原材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另一方面是创新合作，以数字化手段为支撑，全面进入和整合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资源，开展协同研发工作。总之，在数字化方式的助力下，中国将升级原先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循环，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循环，从过去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最终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全面充分对接，完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内外循环的充分对接离不开数字货币的支撑。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得传统货币在经济循环中受阻，凸显了其流通的安全性和效率问题，推动了数字货币的加快发展。可以预见，在大循环建立的过程中，以中央银行法定数字货币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是能够实现更加快速、高效的价值流通，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强基础支撑；其次是能够在宏观层面为政府部门提供更为详尽的“内外循环”信息，实现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精准化、结构化。进一步的，数字货币具有币值稳定，直接兑换等特点，这有助于克服货币超发、资产泡沫，以及传统国际支付系统个别货币中心化问题。

2. 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与数字主权。

当前，中美博弈有加剧和升级的趋势，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成为技术与贸易强国，来保障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贸易强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技术体系的变革。WTO《世界贸易报告2018》指出，数字技术正在使全球贸易图景发生根本改变。应用数字技术，提高国家的技术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是成为贸易强国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以广泛数字技术渗透与应用，吸引FDI，进行OFDI，拓展经济伙伴关系，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的国境线已超越地理上的标线，扩大到数字领域。一切形式的数字资源，包括数字工厂、数字货币等，都将印上主权的标签。随着数字化转型走向深入，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将演化成以各国数字技术、数字服务、数字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集成和转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数字产权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数字主权问题日益突出。

如果说数字货币是数字化转型的高级阶段产物，数字主权将是数字化转型的终极发展目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1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2020年有86%的国家的中央银行启动了数字货币的研发，同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央行对主权数字货币的态度已从审慎观望转向积极进取。可以预见，中国要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最终要以扩展和维护国家的数字主权为基础。

像道路、电网支撑了传统工业化一样，新型基础设施也将支撑新型工业化。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新型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支持保障。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推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规范化交易。尽快建立连接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跨区域跨部门综合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为跨地区跨行业合作创新创造条件。

数字技术的扩能作用具有很强的行业异质性。要推动数字技术扩能的行业异质性的研究，设计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最优路径。将高数字化行业作为重点，推进数据资本深化，推动行业快速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数字基础设施的密度决定了数字化转型作用的大小。遵循数字化转型一般路径，数字化基础薄弱的外围地区需先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打好基础；数字化基础一般的中等地区要加强数字技术开发与应用；数字化先进的中心地区重点放在大规模提升数字基础设施，营造数字技术创新环境。要根据各地的发展现状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化转型策略。

数字化转型的最大优势在于对于数据要素的充分挖掘和使用。打破数据孤岛是其重点。经过多年建设，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中国消费互联网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与之相比，当前正在进行的产业互联网建设需要进行更多的信息编码化进程，连通更多的环节，打破更多的数据孤岛。近期，要推进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的迈进，推动互联网从一个独立行业变成泛行业要素。远期，要建设串联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创新互联网、公共服务互联网的数字化生态圈，更好发挥数字技术聚变转化扩能的作用，最终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货币具有币值稳定、易于监管、兑换容易的特点，是数字化转型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代表了未来货币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打破美元霸权，建设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引入并试点主权数字货币的国家。要保持中国在数字货币方面的先发优势，将其作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数字货币是数字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数字化转型将推动各国对于数字主权越来越强的关注。提前展开对于数字主权的研究对于正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方向，抢占未来世界数字化竞争的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