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时代，技术既是一种合目的的手段，也是一种解蔽方式。^①技术逐渐变成了整个世界的背景，这个背景又在创造着我们的世界。“科学”是认识已有的世界，而“技术”则是创造将要出现的世界。^②但是，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革命（Scientific TechnologicalRevolution）使得代表“生活方式”的技术与代表“认知方式”的科学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复合体−科学技术。^③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科学技术又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社会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以来，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开始全面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

在众多科学技术中，“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被认为是技术现代化的表征，信息技术体系十分庞杂，包括基础层次（如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支撑层次（如机械技术、电子技术等）、主体层次（如感测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和应用层次（各种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应用软件与设备）等。^④仅从使用的信息设备来看，我们所熟悉的电话技术、电报技术、广播技术、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都是信息技术的体现。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信息进行采集、传输、存储、加工、表达的各种技术在飞速变迁，这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深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组织方式。但是信息技术和人的行为、社会关系、政治结构之间是怎样互动的，还没有被充分地研究和理论化。

郑永年于十多年前出版了分析中国互联网、国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技术赋权》一书。^⑤虽然时至今日信息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产生了一些关键性的改变，互联网也不再是一个新的、尚未开发的政治阵地^⑥，但是郑先生所指出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对于国家的“赋权”作用依旧是我们理解技术与政治关系的一种重要范式。这种范式对技术、国家、社会均持一种整体性的理解^⑦，信息技术创造出一种新的空间，国家和社会在这一空间中竞逐权力。在这里，“国家”这个政治体系自身是封闭的、程式化的既定制度框架，信息技术对政治系统的影响是由外向内的。信息传播技术首先改变了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而政治系统在与社会环境系统进行信息资源交换的过程中受信息传播技术的影响，从而也逐渐改变了原有政治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因为对国家作了整体性的理解，所以对技术所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与“治理手段”作用也并未作出区分。这就导致了在论述技术“赋权”中可能会缺少了一个关键的环节−“技术赋能”。

我们认为，在技术对政治的作用中，起码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面−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影响和对政治组织有效性的影响。^⑧在政治体系中，制度包含了合法性，组织则是一种治理手段。在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上，技术起到了“赋权”的作用，在政治组织的治理术上，技术起到了“赋能”的作用。

在“技术赋权”方面，其前提是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且运用于政治会对政治有积极影响。技术治国不但被认为是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⑨，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一方面，技术被视为“科学”的延伸，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理性、现代性和进步的标志。^⑩在这种情形之下，技术在政治体系中的运作呈现出口号式、项目式、工程式的推进方式，技术实际所起的作用并不重要，甚至因为使用不成熟的技术而导致效率低下都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被认为是剥离了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的治理方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前者不同的是，这种情形之下，技术在政治体系中的运作需要体现出利益与效能。^⑪这两种情形中，技术的使用都加强了政治体系及其领导集团的合法性，承担了为其“赋权”的角色。

图  1  信息技术对政治系统的影响

在“技术赋能”方面。“赋能”是巴雷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技术是一种诱因，它引发了社会的永久变动，而社会变动反过来会修正或维持组织的外形。信息技术是组织变化的“赋能者”（enabler）。^⑫“技术赋能”强调的是技术对治理术本身的影响，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距离、时间和存储载体变革对政治组织中的信息流动、组织、协调、决策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与“技术赋权”相比，“技术赋能”的效果出现得较为迟缓、隐蔽，但影响则可能更加持久和深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技术赋能”并不是与“技术赋权”截然对立的，实际上，“技术赋能”也是“技术赋权”的一种，只是这里对权力的理解不是传统的在政策制定、关键议题以及明显冲突中包含的“一维权力”^⑬，而是需要深入挖掘技术对政治组织内部的影响，关注对潜在议题、潜伏冲突以及在非利益冲突情形下信息技术对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在技术在强制力、操纵、和劝说上对政治的影响。

被技术“赋能”的政治组织包括政府和政党。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政府的技术赋能的实践和研究较多，从“电子政府”到“智慧政府”都是其典型。技术对政府的“赋能”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对官僚制中传统的文书、档案的处理（一网通办）；部分中层组织结构的基础由传统的职位转移到一套信息系统之上（虚拟政府）；甚至运用“互联网+”等技术连接更多的系统，形成一整套社会治理模式（智慧城市）等等。信息技术对政府组织的赋能较为成熟，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技术在政府组织中启动较早、运用的时间较长，有逐渐成型的方法；另一方面则因为政府组织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系统，政府所需处理的是事务性、程式化的工作，所需要的信息处理技术较为简单。与之相对的，在政党组织中的“技术赋能”则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尚处于探索阶段。

政党政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信息技术进步在政党政治发展与政党组织变迁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按照不同的标准，政党有多种分类方法，但政党的基本功能中都包括了凝聚共识、利益表达、政治动员、政治教育、培养和输送政治精英等。^⑭目前的信息技术在政党的选举与动员功能、党员管理与党务运用功能、社会整合与政策制定三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选举型政党更加注重的是推荐与宣传政党候选人，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吸引选民关注与了解，以期赢得选民支持，而赢得选举。而细胞型政党则倾向于运用新技术发布党的信息，办理入党手续，交纳党费，促进党员交流，加强组织联系等。^⑮

与政府对信息技术的封闭式、程序化运用不同，政党对信息技术的运用首先是要完成与社会的交互作用。宣传—劝说是信息技术在政党政治中传统而重要的领域。对于民众而言，信息技术一方面改变了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使了解、接触政治事务变得越来越便利，民众的政治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党的纲领、作为，政党的基层甚至高层领导人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对于政党而言，一方面是可以越来越便捷地向民众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了解民众各方面情况与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劝服民众同意本党的政治主张，选举本党的候选人，在执政之后也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来进一步贯彻本党的施政意图。

图  2  信息技术对权力的赋能范围^⑯

以美国政党为例，美国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信息技术的形塑作用^⑰，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来劝说民众是贯穿美国政党发展始终的。19世纪初的邮政信息技术促进了两党制形成，政党通过当时最先进的信息传播媒介−报纸来进行个人的政治宣传，并且通过散发选举印刷品来进行选举动员。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播技术的发展对政党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广播技术传播的瞬时化与声音传播的感染力大大提升了政党的动员能力，各政党都广泛用广播这一新媒介与新手段进行政治动员与政治宣传，例如1933年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就是运用广播技术向民众进行政治宣传的典型事例。20世纪中叶的电视技术导致了传统政党革新，电视的视觉冲击力带来的感染力更甚于广播，1960年9月26日，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进行了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第一次电视辩论。在这一时期，政党自身的组织方式也随之改变，关于政党的唐斯定理、奥托基希-海默尔提出的全方位政党等都是对这一时期的政党模式的阐述。

随后，信息技术发展到了互联网技术时代^⑱，我们身处这一时代，能够切身感受到网络对于生活的巨大影响，但是互联网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来自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组合。^⑲当前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信息技术的进展是基于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和大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可用性。^⑳这种技术对于政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互联网技术一方面继续在“劝说”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技术也使引导与操纵越来越可行和有效；此外，在执政时，技术会有助于强制力的实施。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前两者，即互联网技术对政党本身的功能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政党的“劝说—宣传”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不同类型政党都在运用移动互联网技术^㉑中的互动感受，消除政治中的距离感。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以及用户数量的激增，新媒体已逐渐从潮流性、时尚性的精英媒体发展为面向大众的、承载公共服务职能的媒体。移动互联网使得网民成为个性化的用户，为了满足网民需求，政党开始尝试提供个性化宣传，将“劝说”这一效用发挥到极致，选举型政党在竞选时所要求的海量宣传、互动联络等政党功能在这一技术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了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以外，还涌现出了诸多具有互动功能的政党app或与被选举人有关的app。例如，2013年日本自由民主党推出一款以首相安倍晋三为卡通原型的智能手机游戏软件−安倍蹦蹦跳。中国国民党也推出多款app软件，如早安打卡机，熊爱台湾大乐队，台湾平安福等。^㉒这些app的用意多在塑造本党被选举人的亲民形象，以互动的形式宣传本党的选举理念或政策利好。这种网络互动带来的政治距离感的改变，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政党结构的方向，政党扁平化现象更加凸显，政党中间层的作用受到抑制，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政党组织结构的密度。

更重要的是，随着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成熟，政党对于选举的“引导—操纵”愈加可行。这种操纵在技术的掩护下显得隐秘而精巧，涉及到一整套知识，这是“劝说”的升级，其效果可以使选民看似根据自身的理性进行政治判断，表达自身的意见，实则是被技术所裹挟。具体表现为选举中的精准定位、定向推送的信息技术。

政党会使用定位与数据分析技术所形成的选民分析来助力精确定位选民，有效地收集、分析选民的信息，并且这种选民信息是动态化、立体化的，这里运用到的就是“端管云”技术，即一套由移动终端设备、互联网服务通道以及计算储存设备所组成的信息收集、分析系统技术。2012年奥巴马竞选连任，奥巴马的个人竞选网站实现了和脸书联动。^㉓同时，美国民主党还推出了一款iPhone应用程序Obama for America，通过它，用户可以很快了解查看周围邻居的政治立场^㉔，虽然以往人们都能通过竞选办公室得到选民的具体资料，但真正这样去做的人却很少。这一app的出现，充分利用了移动互联网的定位服务功能，竞选团队的人员也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进行选举宣传。在特朗普竞选时，则已经进入了以服务为中心，以云作为主流技术的大数据时代。所谓“大数据”（Big Data）技术^㉕是指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价值的商品、服务或洞见。特朗普竞选时，数据分析已然出现在政党竞选的过程之中，数据公司开始定位选民，分析他们的心理，驱动他们的行为。而政党竞选人则购买数据分析公司的服务。剑桥数据公司运用的技术主要是通过小程序获取一定数量的用户信息授权，然后通过爬虫技术等获取与之相关联的更多的社交用户信息，经过匹配、组合和串联，对选民进行心理画像，建立心理档案。^㉖

在此基础上，政党进一步断探索定制宣传推送功能。新的信息技术下的新闻资讯类公共服务十分发达，政党选举类新闻的传播以及对社会政治新闻的引导均可以依托新媒体平台完成。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即当今社会中人人都是自媒体，各种思潮和观念都有了呈现的平台，自上而下的垂直的信息结构体系被打破。但是另一方面，门户网站的搜索排序和流量引导仍然起着传统媒体的“守门人”作用，政党的操纵力仍然作用于新媒体，只是将垂直管理力量软化而已。同时，新技术还可在“大众媒体”（mass media）之外，促进了“窄播媒体”（narrowcasting media）的发展，也就是一人一界面的信息提供方式，而窄播媒体会窄化民众的信息视野，可能被政党用于强化选民的偏好。^㉗

“技术执行”是芳汀在分析虚拟政府时所提出来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一般认为的技术在组织中的运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件的乐观想法，而认为“技术执行是认知、文化、结构和政治嵌入的结果”。^㉘一方面，在技术嵌入组织的过程中，被执行的技术不同于客观的技术。不同的组织对技术的敏感程度不同，运用技术的动力、启动时间和方向不同，执行技术的效果也不相同。在同样的技术背景之下，不同组织的“技术执行”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以信息技术为例，目前对数据搜集、分析、运用技术最积极的使用者和推动者是企业，因为信息技术目前产生利润的主要模式，一是广告推送，二是征信记录。企业在利润驱动下愿意积极使用最新的技术。与商业相比，信息技术革新在社会与政治维度上的运用，总是要比技术本身要更缓慢晚熟。^㉙

政党组织对技术的使用同样存在着“制度性滞后”（institutional lag）的现象，即政治组织会抵制变化，因为变化将会改变对权力的控制。因此，政治组织在对技术的运用中会出现结构的惰性。制度性滞后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对技术运用对组织本身权力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担忧。因此，除了滞后之外，在组织运用技术的时候也会倾向于按照加强现行结构的方式来执行新技术。^㉚

选举型政党在竞选压力之下，被社会和资本运作方式裹挟，对于新的信息技术有更多的依赖。但是选举型政党又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实现对技术的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技术对政党自身组织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技术的运用更多是使技术帮助政党实现其自身的组织逻辑。中国共产党对于科技创新一直是极为关注的，中国的党务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到1999年，中国共产党的部分组织中就已经开始推行电子党务，主要是实现办公信息化。第二阶段是2000年到2009年，主要是建立了大量的党建网页与党建网站。第三阶段是2010年到2015年，中国共产党努力方向是党务工作的信息化、即时化与党建网络体系化。^㉛2015年之后，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概念的兴起，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探索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政党组织中，不同层级的党组织都在开发新的党务应用，除了一贯的依托新媒体进行宣传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手机党务系统，包括一些党建app，依托微信的党建小程序，以及在综合性app中加入党建模块等。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信息化党建系统中，虽然依托的信息载体有变化，但基本功能依旧延续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的一贯方式。

但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对于技术也有其革新动力。首先，“技术赋权”反过来会要求中共主动跟上甚至引领先进的技术发展，标准化和合理化是现代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主题。信息技术的发展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工程。^㉜将信息技术运用到政党自身管理中正是先进性的标志之一。其次，革新源于组织外部的压力，最近一次的信息技术革新中，中国具备了一定的“后发优势”，新技术在经济社会中有了较多的运用，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和决策判断能力需要得到新的技术支持。最后，革新也来自内部的需要，面对庞大的党员基数，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管理与党务运用中需要新技术的支撑。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是组织动员的能力，而如果希望在新技术时代保持这种能力，必须有相应的信息技术能力。在政党组织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博弈之下，中共形成的是一套由组织内部发起的，采取组织化方式推进的技术运用。

图  3  中国共产党某街道党工委搭建的党建平台工作流

与选举型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新信息技术运用中还具备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就是其作为领导党位于各种社会网络的中心位置^㉝，具有强大的资源提取能力，在政党组织中应用新的信息技术所需的首先是丰富的数据和强大的平台。作为整个国家运转的核心，中共自身掌握了大量价值密度很高的数据资源。同时，虽然目前尚未完全实现，但是中共具有将现有的各条线、条块的各类党务系统、政府信息系统、网站平台等进行数据贯通和整合，形成初步的基础数据平台的能力。^㉞在数据平台基础上，并且在不违反伦理、法律与党规党纪的依据与界限的前提下，还可以进一步与各类互联网社交媒体、电商平台、新闻资讯网站等的行为数据进行绑定和联动，获取更为丰富复杂的个人行为数据和关系数据。这样，一个数据采集、处理、使用、分享的闭环可以得到实现，政党组织工作中对新技术应用就有了发展的基础。

图  4  某互联网公司对中共党建智能化系统的设计

目前人们对新技术发展的态度喜忧参半，既对技术带来的便利感到欣喜，也对技术发展的迅猛态势感到担忧。对于技术对政治的影响也有不同的预期，在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看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的是“政治凋亡”（political apoptosis），在他看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弱政权化、去地域化、组织重构和在线民主等因素的共同变更之下，传统的国家将被掌握信息的“政治多智能体系”逐渐取代。^㉟对于这一判断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是对信息技术以及掌握信息技术与数据的主体的关注是必要的。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的信息技术主要作用于信息的记录、传递和处理环节。^㊱这些关键环节的改变可能会逐步推动政党组织系统自身的调节，甚至塑造出新的组织特点。

首先，在信息记录环节，个人“超级档案”的形成将使政党对个体政治诉求的回应方式和影响方式发生变化，可能会形成所谓“单粒度治理”。^㊲信息网络条件下，包括党员在内的个体信息不再只是纸质材料上的刻板记录，而是各种数据痕迹，具有了立体形象，党员甚至基层党组织都不再只是数据统计中一连串的数字符号，而是信息交互途径中一幅幅具体场景。^㊳依靠目前的大数据技术，在研究人的态度行为和社会影响时，传统的社会“平均人”不是重点了。也就是说，过去的政治分析更多的是研究群体行为模式，而现在则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人们的行为被数据化并转换成对后续行为的预测，基于海量数据基础之上的“共同筛选技术”通过“长尾偏好”原理，可以对个体党员的行为偏好进行扩展式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基于个人大数据的“超级档案”以及基于社会大数据的高清晰治理所导致的治理技术，如果使用不当，“那对国民来说，这就是一个数据铁笼，就是一个人可以监视所有人的平台，一如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㊴不过，单纯地希望通过遏制技术的发展来减缓可能的治理危机既不现实也不明智，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制约技术带来的问题同样需要技术。^㊵

其次，在信息存储环节，新的党员信息存储技术可能会带来政党基础细胞的改变。对于组织严密的政党而言，党员管理是政党建设的首要任务。传统的党员管理依托的是纸质的档案，“纸质载体特有的易损伤性带来信息管理的储存难度，从而无法支持基层党组织体系内部信息的有效流动，致使对基层党务管理只能是一种模糊化管理”。^㊶纸质档案所承载的信息较小，更新缓慢，调动阅览难度大，这样的信息载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细胞型政党的特征−以党支部为信息收集点，信息垂直上传，各个同级组织间是信息隔断、难以流动的，都是作为孤立的信息收集点和上传点。因此，以列宁式政党为典型的细胞政党是以党小组为最小的活动单位。^㊷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党员管理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像纸文件，数字信息可以被建构和展示出许多模式和特征”。^㊸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很多这方面的探索，不少地方的各级党委都打造了一系列的党员信息管理平台，党员可以在系统平台中登记个人的基本信息，维护个人资料，绑定个人手机，以及登录签到等等，此外还有交流互动的积分，包括发表文章，发布活动图片，与他人互动点赞，参与活动发布报名等。^㊹在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中，党员的组织关系与党组织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分离的，党的最小活动分子变为个人。此外，在部分网站的后台的统计界面中，不同组织层级具有不同的统计权限，在不同范围内掌握党员的实时政治生活状况。

再次，在信息处理环节。大数据的预测功能将可能会影响政治决策判断功能。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就是预测。^㊺大数据时代的特征是数据处理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所谓“大数据”是针对“小数据”而言的，也就是说新的时代中，数据已经不再是抽样的样本，而是总体性的数据，这种对数据处理的方式也改变了数据分析的方式。小数据时代是希望通过对于少量样本的分析获得结论。大数据时代样本就是总数，分析直接针对的就是总体，这就是一种全数据模式的分析。在组织管理中这种大样本分析就更加需要动态思维与科学预判。以前的组织管理多是依靠下上层之间的层层的传达，无法迅速及时地完成，也无法及时反馈状况，组织中的时效性难以反映出来，各种政策制定与社会整合的节奏较为缓慢。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时效性和变动性的加强是政党组织工作中必须重视的两个新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决策自动化的一个根本假设是：决策的关键因素可以被隔离、形式化和程序化”。^㊻与政府组织相比，政党组织的决策更加复杂，自动决策更难以实现，但是这种技术变化强调了决策者捕捉关键信息的洞察力。从纷繁复杂的数据中洞察最为关键的数据以及相关联的问题。把握实时信息，快速、准确地作出判断，并形成相应的对策。

最后，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运用技术的主体。在信息技术刚开始起步阶段，罗伯特·达尔等乐观的学者认为随手可及的政治信息会弥合知识和信息的不平等而利于民主政治的运作^㊼，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乐观逐渐消失。虽然表面上看来互联网仍是开放式的，但是研究者已经逐渐意识到，信息的差距是在多个层面上同时存在的，信息差距形成的因素，起码包括“关于信息设备和信息的使用（媒介接触性），运用信息资源的能力（信息调动力），使用信息的欲望和接受的态度（信息意识）”。^㊽信息能力的不平等将造成新的不平等的格局。^㊾这些对信息不平等问题的批判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批判”论题的延伸。而更值得重视的是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技术更加聚集−技术发展的迅捷使得个人、小型组织与机构都无法跟上其变化的速度，最终能够承受技术进步，引导技术进步的一定是少数大平台和大型组织，这种趋势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将是关键的。

不同类型的政党有着不同的组织逻辑，这种组织逻辑是变化万端的技术运用背后的本质特征的归依。虽然目前政党对技术的运用尚处于启动阶段，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选举型政党对于技术的应用围绕着选举获胜这一目标展开，其对于技术的获取方式主要是短期购买，这一结构所造成的特征一方面是技术运用的目标单一明确−最主要的是选民分析、政治宣传与选举结果预测，与之相应的“算法政治”也是其政治学研究重要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是选举型政党通常会购买获得当时最先进的、经受过市场竞争的技术，政党本身外在于技术，在这种关系中，技术根本上是受到资本市场逻辑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技术的运用则包含着其整个治国逻辑，中国共产党是技术的运用者，更是技术发展的主导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技术的开发者。中国共产党对于技术的运用是多方面的，既有党员分析、政治宣传、党务管理等政党自身建设的内容，更有对整个国家信息、数据、决策等方面的技术运用。其中的技术受市场和资本的影响较小，基本被政党的逻辑主导，这种结构一方面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技术运用中的“技术滞后”现象；但另一方面，以政党为中心所搭建的整个现代技术治理体系虽然目前只是初具规模，但其发展出的构架必然恢宏而严密。如何驾驭这样一个超级技术治理系统，使之始终服务于政党的逻辑，使之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助力，这已经并将持续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所面临的核心命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