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长期以来，受害于帝国主义的国家一直都深深陷于“其敌人也是其模范”的困境。像许多其他的国家一样，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先是拒绝后是模仿，而后是再次拒绝而后模仿，依据的是既对立而又孪生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完全拥抱资本主义，一个完全拒绝资本主义。在那样的剧烈反复的水面之下，一直还有更为深层的对如何能够既促进中国的（西式）现代化又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全球主义的道路探寻，但在最近的十年之前，这一探寻一直都未能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即便是目前，人们也仍然多困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观点之间的拉锯。

至于西方，我们则看到从重商主义到古典自由主义，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而后到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历史演变。对中国来说，那是个从鸦片战争（英国为的是惩罚中国焚烧走私的鸦片）到侵略和镇压，到不平等条约和强迫退让，而后到“瓜分”中国−多在“自由贸易”和“国际大家庭”的口号之下的历史。^①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用形式化的表达来转述的话，指出：如果某地A能够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商品A，而B地则能以一半的成本来生产商品B，两地交换将会对两者都有利。多边的贸易同理。在斯密的论述中，如此的交易将会促进各地的专业化和分工，由此推进各地的经济发展。这是个针对其前的重商主义−提倡保护主义和为重商国家谋取尽可能多的金银−的批评。新的自由主义理论，部分是源于新兴资产阶级为了从国家和贵族争得更多的营利自主权而提出的理论，^②但后来则成为帝国主义的自我辩护。两者乃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面，说明的是现代西方相对后发展国家的两面性。

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基督教的慈善历史。在中国，它试图凭借传教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包括扶贫济困，也包括不仅是传播基督教也是传播现代知识和思想的教育工作。在历史视野下，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软实力”的一个方面，也是其两面性的一个方面。

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从那样的历史背景兴起的，凭借的不仅是“自由”和“自由贸易”的名义，还包括以普世的“现代化”发展来拯救贫困的世人的理想。但我们不可忽视其帝国主义起源的另一面，其中强弱和贫富悬殊的实际，以及其侵略和殖民，逐利和剥削。当前的全球主义也是两面性的，仍然带有支配和无限逐利的另一面，虽然已是比之前要更加自由主义理想化的一面。我们已经不容易看到赤裸裸的侵略和殖民化，而是更多、更严格的自由主义法律建构和规则，更加强调自愿的贸易协议和合同。但即便如此，其霸权结构仍然是鲜明的−可以见于美国在其国境之外的800个军事基地，以及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军事开支，^③也可见于美元之被设定为全球通用的货币（取代了之前的黄金），以及支撑其制度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然也包括其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世界联盟”，以及源自基督教教会和非教会的克服贫困与疾病的慈善传统和现代西式教育传统。对中国来说，这些也不是虚词而是两面的实际。

中国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以来，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凭借其庞大和廉价的劳动力及其稳定的政体与社会，成为了“世界的工厂”。其成效，除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外，更可以鲜明地见于其（截至2009年）所积累的1.2万亿到1.5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多存于美国的国债（被金融界广泛认为乃是最稳定可靠的金融工具），达到中国自身GDP的大约25%的幅度。^④但是，这也意味对美国政府和其全球金融体系的高度依赖。

这是了不起的发展经验，但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下，则显示了其对美国主宰的金融体系的过分依赖。在金融利率上升与美元与美国国债贬值的环境下，中国如果抛出所持有的部分美国国债的话，立刻便会引起其市场价值的更剧烈下跌。而美联储降低利率，或卖出更多国债来扩大美元供应量的举措，则会同样直接影响其国债的市值。美国国债的贬值直接影响中国的（来自亿万农民工的血汗所积累的）国家财富，但中国除了继续持有这些美国国债之外，别无选择，实际上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美元陷阱”(dollar trap)。^⑤更有进者，一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论述，美国经济如果进入长时段的通货膨胀状态，将会导致美元严重贬值。何况，鉴于美国国债已经非常巨大，如果美国政府有朝一日进入不能偿还债务的窘境的话，中国政府将会损失巨大并受制于人。^⑥而这一切都系于一个对中国半敌视、半友好的美国政府，其对中国的态度似乎最终取决于中国到底何等程度愿意接纳美国的自由民主、反共和自由贸易理念。

对中国来说，这一切基本仍然是个怎样才能够扩大中国的自主性的问题。中国面对的常是充满敌意的美国政策，譬如，其所领导组织并于2016年签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有意将中国排除于外。中国长期以来的根本问题一直都是：怎样才能，相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做到独立自主−那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核心理念，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世界，一个不受其支配的自主的中国。当然，面对西方的反共产主义以及美国的“遏制并孤立”中国的政策，中国也曾在一段历史时期中提倡全球的共产主义革命。^⑦在1978年以来的改革时期，中国已经基本悬置了其早期的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愿望，全面转入其所学到和拥护的借助自由贸易和私营企业（“市场经济”）来推进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后来成员，以及之前的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既无可能也无意愿违反现有国际贸易规则。如此，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帝国主义支配之后，对中国来说，一个基本意向仍然是：该怎样纳入上述的发展道路而又探寻一种与新自由霸权主义不同的前瞻视野？怎样才能摆脱其被帝国主义及其当前的全球主义的支配？怎样才能决定其自身的道路和命运？

也许最重要的是，中国如今的远瞻性愿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人们多知道，任何组织/企业的优越领导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条件是，是否具备远见，能否提出一个远瞻愿景和指向一条朝那一方向进行的道路？在这个“远见”问题上，一个实例是沃尔玛公司：它摆脱了传统商业的贱买贵卖营利方式，而采纳了新型的贱买贱卖经营方式，凭借扩大销售量而不是买卖差价来促进其利润的最大化，由此革新了商业。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更进一步，将其与新信息科技结合，由此创建了划时代的新零售商业模型。在经济领域之外，我们还知道，历史上有不少特别出色领导人的实例，凭其远见而改变了历史趋势。以上说的内涵英语常用“vision”一词来表达，尤其在企业/商业研究中常见，也可见于关于突出历史人物的论析，甚或是专业创新人物的论析。目前，中文尚未有完全同义/合适的表达。现有的“愿景”一词偏重“愿望”多于“远见”（含义贴近英文“aspiration”一词，与“vision”颇不相同），不是很贴切。目前笔者只能用近似的、比较累赘的远瞻性愿景/设想和远见等词来表明本文提出的“vision”概念的意思。

在新近的十年中，中国已经逐步超越了之前的要么全盘拒绝要么全盘模仿西方的极端倾向，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其经济体已经将此具体实现为一个6:4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非农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官方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一直在探寻两者怎样才能最好地协作与综合。相对全球主义而言，也已经初步形成一个全新的远瞻性的愿景，与过去走向要么模仿要么拒绝西方的单一极端的倾向十分不同。

虽然如此，国内有不少观察者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新的远见（与自信）和之前的困境和过分极端的抉择是多么的不同。远见这个关键因素不是一般的权力战略论析所能认识到的，更不是简单转述、宣扬或阐释官方话语所能说明的。许多美国观察者则仍然从旧的视野来认识、理解中国。首先是冷战时期的善恶对立、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观点，再则是将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型）权力追求投射于中国，并将其置于善恶斗争意识中来认识，即便中国已经脱离了那样的两极对立意识。这样下去，双方都有可能会完全误解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愿景。

中国的新综合性设想是一步步形成的，主要可见于最近十来年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近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中国的新设想中，它将是一个迥异于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它将部分取自中国传统中“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前者是崇高道德理念的仁治，后者则主要关注权力和支配。它将是迥异于西方近现代帝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控制中国的霸权理念。中国将站在受害的发展中国家的一方，将追求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支配但又经过自由贸易和工业化的发达/现代化的中国和世界。

根据中国的新视野和想象，它将采纳中国自身的新经验：一是从自由贸易所获得的利益−借助外来的投资和中国自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输出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成为“世界的工厂”。但如今，它将转入新的发展战略，包括出口中国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与经验，而不是仅仅依赖外来的逐利资本，以及国内凭借极高比例投资来拉动的发展，像改革前三十年那样。如今它将特别突出中国自身凭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现代化的道路和铁路、现代化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建设来拉动的贸易和发展。它将把这些最基本的投入，基础设施带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为的是推动互利贸易发展。同时，它将拒绝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征服与占领，以及剥削、支配和霸权，而将主要依赖订立自由主义所突出的自愿、平等、互利的，经过双方讨价还价而达成的协议和合同来推动发展。

它将着眼于中国之外，特别是与其毗邻的国家，首先是通过陆地的 “丝绸之路”，不是要以丝绸为主而是要发展更为宽阔的贸易来建立一个围绕该路的“经济带”，从中国经由中亚各国而连接欧洲，来推进互利的贸易。它也将围绕海上的“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的南海，经由印度洋而西向进入波斯湾到近东国家，也经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到达北非和南欧国家，同时，经过阿拉伯海到东非。两个“经济带”的扩大了的贸易将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同时，它要建立一个新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个不同于现有的美国带领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者都连带着由美国一国关于主要事项的绝对否决权和支配权。它将通过贷款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带有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的政治条件，特别是其长期以来所至为关心的遏制“共产主义”敌人的目的。

中国将聚焦于源自自身经验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帮助沿途的发展中国家建设公路和铁路、能源和新技术，以促进新工业的兴起和推进其与中国的互利贸易。这是中国在其“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起到很好作用的一个发展战略，如今将被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正是沿着上述的思路，中国最近十年来形成了以上的新综合性和远瞻性愿景，在最近的几年中主要由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和代表。

在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的现实之下，以及其已经高度发达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法律和贸易规则之下，中国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实质的可能，（由于其自身的历史经验）也没有那样的动机，来试图建立像19世纪大不列颠以及1945年之后的美国那样的，继承我们可以称作古典“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imperialism）以及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霸权（liberal and neoliberal hegemony）。^⑧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政府居然在2017年从其自身所组织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退出。这是一个源自被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所批评的重商主义立场的举措，反倒是中国在倡议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由此形成一个吊诡的角色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中隐喻的新 “丝绸之路”实际上包含两条路，一是陆地的，一是海洋的，而“一带”所指的则是分别包含那两条路的两个“经济带”，其中，既有后发展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既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也有追求不同目的的、与中国竞争的国家。^⑨

图  1   

首先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陆地“丝绸之路”，其间是中亚各国。新视野的初始构成可见于2011年开始运行的“渝新欧”铁路。当时，货物从上海运到欧洲需时28天，而渝新欧铁路则可以将其减少到16天。这是构建渝新欧铁路的原始动力，其创意主要来自当时的重庆市政府，尤其是其市长和经济战略家黄奇帆。^⑩它的执行计划是连接中国与欧洲双边贸易的“丝绸之路”, 将过关的程序，通过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协议，简化、压缩到一次性从中国过关之后便可直接前往德国的杜伊斯堡。对当时美国的惠普公司来说，这是个具有很大吸引力的远瞻性设想（当然，也包括重庆市政府所提供的税收和土地使用优惠以及重庆的廉价技术人才和人力），因而促使其与台湾的富士康公司联同参与。如今，每年有2500万台电脑笔记本经由此铁路从重庆运到欧洲销售，占据全球电脑笔记本销售总量的1/3。^⑪

伴随以上设想而来的，是进一步通过陆地道路和经济带来连接中国与欧洲以及其间的中亚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其中，哈萨克斯坦乃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一国，如今占据中国和中亚全区贸易的约60%。^⑫

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的火车，包括2017年经改进将行程时间从之前的30小时压缩到24小时，^⑬对连接两地互补的经济起到重大的作用：哈萨克斯坦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石资源以及其放牧经济的动物油脂和丰富森林土地资源的植物产品，使中国成为其第二大的出口地，2018年达到63亿美元的总量；而哈萨克斯坦从中国进口的（较便宜的）机电产品（35%）、贱金属及制品（30%）、化工产品（17%）等，^⑭已达到54亿美元的总量。正因为如此，党的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的设想。哈萨克斯坦无疑乃是中国“丝绸之路”的陆路经济带中至为关键的国家。

与陆地经济带并行的是海上的“丝绸之路”和经济带。和陆地经济带一样，这个经济带的设想是要协助此经济带内的后发展国家建设其基础设施并与中国开展互利贸易。和经过中亚陆地运输到欧洲的陆地经济带不同，此路是经南中国海、印度洋而后波斯湾到中东国家，经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到北非和南欧，以及经阿拉伯海到非洲东部和其他国家。

在此，中国关键的盟友是巴基斯坦。早在2007年双方已经建立了双边的自由贸易区。之后，在2013年建立的“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下，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额的贷款、援助和投资，在2017年达到620亿美元的总数。^⑮其重点毋庸说乃是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和铁路，运输和能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基斯坦东南海岸的（仍处于较早期的建设中的）瓜达尔港。^⑯它的部分目的是为中国开辟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输运途径，减低中国如今对（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之间的）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⑰−中国使用的能源约60%来自国外，其中，80%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输而来的。^⑱其安全考量部分源于该地海盗出没，更重要的则是美国在其周围的军事基地的实力，一旦发生冲突，中国将完全受制于美国。

对中国来说，也许最使其振奋的前景是，连接这两条不同的陆地和海上经济带，既能大规模扩大两条隐喻性的“丝绸之路”的发展潜力，也可以改变现在的战略格局。目前，已经能够看到从瓜达尔港经公路和铁路运输到新疆喀什市，而后通过中国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全中国连接的远景。这不仅能够扩大中国和欧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也能进一步开拓中国和中亚的贸易，从而扩大中国不可或缺的能源的来源，减低目前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度。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新愿景所触发的一些反应：譬如，美国倡议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于2016年2月签署（但2017年1月特朗普总统决定从其撤出），有意排除中国的参与，意欲孤立中国，和其之前的“遏制与孤立”中国政策一脉相承；再如，印度推动的沙巴哈尔港的建设，邻近瓜达尔港，以及连带推动的印度-伊朗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区，直接针对中巴经济走廊。

中国的作为，固然连带着一定的针对美国霸权的战略性考量，但无疑主要乃是源自其新的远瞻性经济愿景，而最终是其与相关地区国家的互利考量。比如，渝新欧铁路确实推进了中国-欧洲的贸易，也推进了中国-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对三个地区都带来了经济发展。更有进者，还赋予重庆（直辖市）在全国各省和直辖市中至高的经济增长率。^⑲

也许，最能说明中国的西向“一带一路”远瞻性愿景性质的，是中国领头创建的多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明确集中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进两条经济带的贸易发展。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该愿景中的两个至为关键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坦都由此得到了可观的发展，先是来自双边的关系，而后，伴随亚投行的设立和在2016年开始运作，也来自亚投行的多边合作。

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亚投行更集中于两个经济带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愿景中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关注并不逊于自由主义。它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目标是如此的清晰明了，基本排除了世行和IMF那些显而易见的源自政治动机的作为，特别是遏制其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核心目标：诸如对尼加拉瓜的索莫萨家族的资助，以及后来在1980年代对丹尼尔·奥尔特加的桑地诺党的拒绝；1970-1973年对智利的阿连德的同样的拒绝；及其反面，对南越政府的长时段的支持，直到其在1975年的崩溃。^⑳在中国的表达中，这些正是美国霸权下的行为之与中国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宗旨的不同。^㉑

这里我们要连带指出，这不是要说，中国的新设想没有其战略性考量的一面。确立中国的安全以及其能源的可持续性显然是重要的考虑，一如上面说明的那样。同时，中国无疑也在追求脱离对美国和美元过分依赖的状态，希望更多凭借人民币来结算其国际贸易。当然也包含与独立于美国的国家的联盟（如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更包含与其他各有其自身的追求的国家，如印度、印尼、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的友好关系。

实际上，中国在相对各行其是和中立的国家的投资遇到了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举例说，在印尼（特别是高铁建设工程中）遇到了十分不同于中国国内“征地”的经验的问题，这是由于印尼人具有更广泛的土地私有产权；在越南，则需要和日本、新加坡、韩国，乃至于（最近几年做了更多投入的）美国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大家都是被同等的减税、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使用等因素吸引而来；^㉒在马来西亚，当地政府坚决要求外来投资给予马来西亚本国企业和劳力更高比例的角色和利益。即便是在哈萨克斯坦，中国也必须学习应对该国内部一些人士反对与中国建立如此紧密关系的意向，此意向认为应该更多朝向欧盟或美国，或俄罗斯。^㉓

马来西亚是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的实例。其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比较热衷于中国的投资和帮助，和中国签订了较大规模的项目，尤其是建造其东海岸的铁路（赖以推进较落后的东部的发展）。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Mahathir Mohamad)于2018年5月再次当选总理后，则宣布暂时停止该项目，为的是和中国重新谈判。之后，马哈蒂尔（在其2020年3月15日再次离职之前）宣称，足足将双方原定的价额砍低了三分之一（虽然，其长度亦将减去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并声称：由此可见，中国原定的价格是过高的。^㉔

另一类似的实例是缅甸。人们也许会想象，作为一个毗邻中国的落后和弱势小国，只可能受中国的摆布。但实际上，中国的棉纺织私营企业，在投资于该地时（主要由于其劳动力价格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没有意料到，该国有较进步的劳动法规和较高度发达的工会组织，和在中国可以广泛使用“非正规”劳动力（农民工）的客观情况十分不同。^㉕在缅甸，中国的私企必须认真面对当地工会的集体谈判和罢工运动并与其妥协− 一如香港的《南华早报》和凤凰卫视（最近组织了70项中国海外投资国别实际情况的深入）报道。^㉖

毋庸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当然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国内在这方面的问题。迄今，中国政府看来仍然难以切近解决此一问题−近几十年来对“非正规”劳动力的大规模使用，目前还需聚焦于经济（GDP）发展。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观察者（尤其是一些比较教条的左派学者）认为，“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才是对中国的恰当描述。

这里，我们要再次提到重庆市在中央批准下的意义深远的“实验”−其中的关键性措施乃是决定将国营企业盈利的一半用于“民生”（亦即社会公正）−它对缓冲（如今占据城镇从业人员大多数的）农民工的问题起到重大的作用。^㉗当然，其中的不可预测性在于，资本的无穷逐利机制将主要惠及较少的既得利益者，而这可能阻挡未来的改革。

在实践层面上，区别于总体的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显然仍然还在逐步形成，不可避免地处于和相关国家的讨价还价的协议和磨合过程之中。虽然如此，其主导性愿景是非常明确的，这也是其与之前的目标和道路都尚未明确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不同。

正是那样的宽阔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使亚投行能在其早期的形成过程中（2015年3月）便获得不少西方国家的认可和参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和奥地利。尤其突出的是，英国的行为是在美国明确表明其反对意见之下而做出的决策，是英美两国的紧密关系中非常罕见的分歧。这说明不仅是英国，也是其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中对美国在世行和IMF的支配性霸权的保留（虽然，多不见于其明确表达）：对美元作为单一全球通用货币（替代之前的黄金）的保留；对世行1946年以来的13位行长一直都由美国公民（都是前官员或企业家）独揽，^㉘以及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对重大决策的否决权（实际上仅仅基于在世行的15.85%[基于实际投资额计算的]投票权，以及在IMF的16.52%的投票权，凭借的是简单规定重要决策须占有85%以上的赞成票 ）等特权的保留。^㉙相比来说，亚投行设有五位副行长，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印度、印尼和韩国。

可以见得，亚投行的思路和美国领导的世行与IMF是很不一样的。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脱离了来自帝国主义传统的既带有霸权也带有慷慨的那种两面性：既是权术也是基督教传教救世服务，既是源自政治动机的贷款也是扶贫的救助。亚投行没有那样的双重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霸权主义性质；它几乎使人惊讶地具有几乎更自由主义的一面：为了推动平等互利的市场发展，而且是脚踏实地地为此而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固然，它也带有试图将世界重组为一个更为多边的结构的维度，可以说是试图将目前，即便是面对中国无可怀疑的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拥护，仍然以“反共”为其核心目标之一的那种“美国霸权”的“去中心化”。

至于亚投行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其创建动机部分来自对美国和日本创办的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亚洲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总需求在2010到2020年间将会达到8万亿美元的总数，而亚洲开发银行为此−经过扩增仍然仅能在2020年达到每年约200亿的新贷款，去需求总额较远。^㉚亚投行设立的部分动机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

在实施层面上，亚投行在其初始的2016年6月到2019年5月的三年中，2016年提供了17.6亿元美元的贷款，2017年22.4亿，2018年27.5亿，2019年截至5月5.3亿，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今，参与国家的总数已经达到100，其中不乏具有较高信用评级的发达国家，今后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㉛

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贷款当然不仅是为了资助亚洲的后发展国家，也是为了扩大中国自身的巨型基础设施国营企业的市场，包括铁路、公路、隧道、运输设备、港口建设等。有的论者对中国这方面的动机和正当性具有深层的怀疑，但是，笔者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的企业在价格和质量上具有较高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对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来说，客观上是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它们是在中国自身的成功建设中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些企业，由于中国极其快速的发展，无疑带有一定的“产能过剩”。那当然也是中国提出建立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部分原因。但这样的安排并不取决于中国单一方的意愿，而必须获得对方的同意。

我们可以概要梳理一下中国对亚投行的一些主要战略性考量: 将国家积累的巨额美元派上更好的用途；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在美国霸权的现实之下建立中国更大的自主性；为中国的新型的发展建立更大的空间、条件与机会−不仅仅是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世界的工厂”的发展初期的关键动力，而更是经过创新性的基础设施发展来推进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与合作，包括从中亚到欧洲、从南亚到南欧再到北非和东非，更不用说在东南亚和东亚的类似的发展。如此的战略性考量与平等互利的愿景并不矛盾。

为了避免陷入过于狭窄的理解，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愿景不仅来自多边国家的视野，也扎根于其前和新近的双边国家关系的背景和辅助。譬如：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海洋经济带及其与陆地经济带的连接方面建立的关键性双边关系，绝对不仅依赖“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事实上，多边的亚投行的资助迄今还远远没有达到之前的双边关系下的国营和私企的投资规模，后者可以追溯到2007年所建立的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设立。

“中巴经济走廊”设立于2013年，目的是建设基础设施来推动两国的贸易发展。截至2016年，中国的投资，包括贷款、投资和补助，总额达到460亿美元，远远超过亚投行迄今的贷款。^㉜该“经济走廊”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和中亚的塔吉克斯坦的贸易，使其能够绕过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并连接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关系对连接陆地和海洋的两条经济带的意义深远。

对巴基斯坦的贷款和援助仅在瓜达尔港的建设这一项便包括：截至2015年8月，7.57亿美元的免息贷款；其他免息贷款包括东湾高速公路的1.40亿、建筑防波堤的1.30亿；煤炭火力发电厂的3.60亿，以及300个床位医院的1.0亿。此外，还有瓜达尔国际机场的2.30亿的直接援助。^㉝这里的关键是，双边关系和新的多边宽阔愿景是互补而不是相互排除的。

仅从多边的亚投行来看，在2016年6月到2019年5月期间对巴基斯坦的贷款总共才4.0亿美元，远低于对印度的总共21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印尼的9.4亿美元贷款。^㉞后者说明的是与那两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建立友好贸易关系的意图，虽然，二者都是具有自己的意图，包括与中国背道而驰意图的国家。对它们那样的贷款，说明中国贯彻其自身成功经验亦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与他国互利贸易的意图乃是认真的。

至于哈萨克斯坦，其政府于2019年10月29日公布了55项与中国合作的项目的清单（其中，15项已经完成，11项仍在进行之中，其余在计划中）。所有这些项目的总额是267亿美元，其中，没有一项来自亚投行，都是双边关系中的贷款，其中包括与瓜达尔港连接的铁路建设。^㉟这些投资也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关系的宽广框架，亚投行目前只不过占据其中较小部分。

此前的双边关系已被新的、更具吸引力的“一带一路”远瞻性愿景所掩盖，但实际上两者是相互关联和连接的。陆地经济带的愿景是之前的双边关系的进一步拓宽，成为连接中国和中亚与欧洲的宽阔视野，而海上的经济带同样也是之前双边关系的拓宽，成为连接巴基斯坦和印度，进而连接中东和南欧、北非和东非以及更远地区的视野。

两条经济带不仅是跨国，更是跨区域、跨洲的设想。它们不仅是基于相对狭窄的战略性考量或具有紧密盟友关系的考量。它们的愿景远不止于中国的盟友。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代表其中一部分：在2016年6月到2019年5月底的三年期间，印度乃是从亚投行融资最多的国家，达到21亿美元的总数。毋庸说，印度是具有其自身强烈的目的的国家，包括与中国不相符乃至于相悖的目的−至为形象地体现于其在伊朗的距离瓜达尔港仅仅80公里的沙巴哈尔港的建设工程，其目的是让印度的经济关系和影响，经由伊朗而进入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㊱

与此类似，位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区别于西向的“一带一路”，也已被纳入新的“一带一路”的宽阔愿景中，作为中国称之与自身拥有“共同命运”的国家。在亚投行的最初三年期间，印尼乃是亚投行的第二大受惠国，贷款总额是9.4亿美元。根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2019年的一项研究（依据的是一份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在印尼签署和计划中的项目总额达到930亿美元之巨。^㊲这也是中国新愿景的宽阔视野的例证。

越南的经历也与此相似。它和中国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有中国对其深厚的历史影响，也有在越南共同抗美的过去，更有两国1979年的短暂战争。但其从中国获得的投资项目在2019年6月也已达到700亿美元的总额。^㊳

合并起来，我们可以从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的新近的关系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新远瞻性愿景绝对不简单限于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如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而是纳入了与其十分不同的、具有自身独立的视野和愿望的国家。这就说明其“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宽阔的多边视野，不仅限于西向的陆地和海洋两条经济带，还纳入了南向-东南向的东南亚以及东向的韩国和日本。而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中，与所有这些国家的交往合作，必得是同时基于对方的利益考量才有可能实施。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对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一再从拒绝到模仿之两极趋向的分裂视野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的远瞻愿景是个崭新的视野，与过去众多受害于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其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对待西方的两极趋向十分不同。它采纳了亚当·斯密将自由贸易认作一切发展（“国家财富”）的动力。它没有将那样的愿景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混淆起来，而是将其完完全全地划归于自由贸易将导致各方互利的核心原则。

同时，它撇开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关键伙伴：即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的信念，此信念声称最好是完完全全地让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自由运作。中国凭借其作为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的亲身经历而明确知道，放任的国家乃是个虚构，其起始乃是对重商主义的批评，而后在近代史中，成为一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自我辩护，之后，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化过程中，仍然掩盖了伴随而来的一定程度的支配和政治干预的霸权。^㊴

“一带一路”的进路拒绝那些方面，这是我们可以从其作为过去的帝国主义的受害国家经验所能预料到的。同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迟来者，它实际上除了遵循其游戏规则之外别无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实际上是对平等互利自由贸易的真正信徒，虽然对自由帝国主义和新自由霸权主义的自我理想化为完全基于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普适的超政治意图具有深层的保留和警惕。它将贸易化约为其至为核心的互利，并将国家的角色据实认作不可或缺，但不是为了支配他国而是为了共同发展的经济作为。它的自我表达不是自由主义的无为国家而是强力有为的国家。它的方法不是政治支配而是协议双方的互利发展。它明确地拒绝霸权−即单一国家的主宰性领导，而特别强调平等互利的自主合作。

但这不等于是一种不着地的理想主义，而是高度实用性的对贸易双方平等互利机制的依赖。它使我们联想到中国的正义体系中的核心——笔者根据对历史上深深影响到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的“中华法系”的研究而得出的“实用道德主义”基本思维的概括,^㊵区别于美国式习惯性的对其两面性的霸权历史实际的单一面的理想化表达，后者实际上混合了美国的超级强大国家组织（再次说明，包括800个境外的军事基地）与自由民主政治体制，霸权与自由和民主民主−我们可以称作之前的自由帝国主义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的新自由霸权主义实际。

笔者正是从如此的视野来提出以上关于历史来源及其当代演变的论述，并由此定位和理解中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互利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它确实是个不同于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的愿景。它论析的不是一个被抽象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市场”或“市场经济”，而是通过新基础设施建设而建立或扩大的具体的新市场，并借此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进路。它不是一个被理想化/意识形态化为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遵循的普世科学规律，而是一个经过道德价值选择所指导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性的具体发展道路。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无为的国家”而是一个为争得反帝国主义的自主权而来的革命型国家，但它不是一个要求争得霸权的国家，而是一个反“霸道”的“王道”的国家。也许至为关键的是，它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由于受到西方的欺压而在近两个世纪中强烈倾向于要么完全拒绝要么完全模仿西方的极端的中国，而是一个已经具有一定自信和具有综合性和超越性的远瞻愿景的国家。

“一带一路”的倡议确实代表了一个之前未能成为中国决策思想主导性的、不简单是模仿西方模式的远瞻性愿景和进路。对比“一带一路”与近年来的乡村发展战略（特别可见于最近连续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键的不同。后者在最近的十九大之前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以资本为主，由国家提供资金来带动市场化主体的兴起−如龙头企业、大户、超过百亩规模的“家庭农场”，将小农视作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对象。可以说颇像美国型的主要依赖资本−由私企和国家投资或援助−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全球主义，将发展中国家视作被动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它认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但说不上是真正的由双方作为平等主体来交易的自由市场主义，实际上是完全以资本和资本主义为主的行动方案：它将对方视作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不过是使资本盈利最大化的工具，不具有主体性。^㊶而“一带一路”的基本精神则虽然是市场主义的−它的远瞻愿景和实施方案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利协议，但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要通过两国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双方的互利贸易，借此来推动两者的共同发展。在实施中，鉴于眼前的客观实际，这样的合作必须经过对方主体的同意，不能简单通过霸权和营利，附加“给予”和“援助”来实现，而需要通过对等的谈判交易来实施。它讲究的不简单是美国式全球主义的使用后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使资本盈利最大化，而是通过互利的贸易来发展双方的经济。它可以被称作“没有资本霸权的市场主义”愿景。

我们也许可以借“一带一路”的设想来重新思考中国过去的乡村发展战略。在过去的设想中，农民不具有能动性，主要被设想为一种受惠者，被认作是不能起到“带动”农村发展的主体。这是与美国全球主义对待后发展国家基本态度相似的进路。但笔者长期以来已经一再论证：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农业革命”中，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农业生产的主体其实一直都是小农户，而不是政府或资本主义型农业企业或大户，小农户既是新农业（尤其是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等−如今已经达到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的主要劳动者，也更是其主要投资者（主要来自打工的收入）。^㊷同时，小农户更是城市工业的主要劳动者，也是其新兴的众多城镇小资产单位（如小店铺、摊贩、廉价服务等）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他们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无疑乃是其主要主体之一。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一直被广泛视作无作为的群体，最多将他们看作仅仅是为新兴的私营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㊸因此，国家和城市的中产阶级很少将他们看作有尊严、能动性和创新性的重要主体。如今，我们需要一改过去的思路，设想一个从农民主体性出发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农民和农村视作必须被尊重、被平等互利地看待的主体。任何农村发展计划须要以他们为主体，国家可以借助“一带一路”那样的宽阔和综合性视野来指导、带动农村发展，但不可将其视作仅仅是一种受惠的、被支配的、不具能动性的被动体。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按照“一带一路”对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的远瞻愿景来重新思考过去的乡村发展战略，包括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计划中调整对待农村和农民的态度。

其中，一个必须的认识是，中国历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之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设想的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现代城乡贸易是个完全双向的关系，由此推动了螺旋似的分工和发展。但中国过去的市场一直都仅是一个畸形的市场经济，主要由农村为城镇提供农产品和奢侈品，较少有反向的贸易（颇像殖民地之相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是一个由“榨取”推动的商品经济。^㊹正因为如此，中国历来的城乡关系一直带有榨取/剥削性多于互利性的特点，从而导致发达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的“城乡差别”以及伴之而来的将农村视作仅仅是个被动体而不是个能动体的思维习惯。今天，经过1980 年代以来的（笔者称作“隐性”）新农业革命之后，许多农民已经获得初步的经营主体性，也包括收入的剩余。国家如果能够进一步协助农村保留更多的剩余−譬如，结合村社合作来为农产品提供高效廉价的新型的“纵向一体化”服务的物流体系，并由国家来建构新型的服务性现代化批发市场，一如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那样，并且为农村和农民工提供基本的公民福利，将会大幅度提高农村农民对城镇商品的购买力，真正划时代地扩大国内市场，为城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规模大得多的“内需”和市场。借此，将能更进一步促成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减低像目前这样对国外市场过分高度的依赖。

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带一路”的新远瞻性愿景其实还带有对新冠肺炎大流行消退之后的如何恢复生产和市场的路径启示。如今中国经济面对的是全球化经济结构下国家和区域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脱钩”困境，以及其所附带的今后的全球经济出于同样考量的更大规模的结构性重组。除了进行恢复、重建一些已有的产业和供应链之外，我们也可以将目前的危机视作可能促进划时代变迁的契机−即将农村的发展视作相似于构建两大经济带倡议中的推进平等互利之发展和贸易的机会。要真正强力地带动中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现代化，不能像过去那样完全依赖（许多是外来的）资本为主导的发展，而应当以推动城乡平等互利的贸易（斯密意义上的理想化自由市场经济）来实现共同发展。这样的农村发展，更可以成为与目前的另一关键发展战略−即四大经济区（粤港澳、长江三角洲、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连接成为一个潜力更大更广的近距离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开辟一条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㊺譬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强力推进覆盖所有自然村的公路网(“一村一路”)；在贸易方面，可以朝更加平等互利的双向贸易推进，借以扩大国内市场，做到可持续发展。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也许是，尊重乡村的村民和村社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而不是将其视作仅仅是外来行动的对象或行将消失的落后现象。这也是“一带一路”新前瞻性愿景和实施方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