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为什么中世纪时期欧洲一系列的王国、城市、教会组织最后被以现代官僚制、直接统治为特征的国家形式所取代？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欧洲历史的巨变？在此之前，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理论是研究欧洲国家变迁的主流，而蒂利1975年写成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的问题意识，正是对追求标准化、普世化的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反思。这样的标准化、普世化理论一方面强调欧洲国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①；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强调欧洲经验的普世性，即所有国家都遵循这一过程。蒂利认为，这样的普适性对于经验存在三个曲解：第一是将西方经验曲解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先后经历了政府的理性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以及民众的驯服化；第二，忘记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只是众多现代化道路的一条而已；第三是将政治发展曲解为目的论，认为旧制度的消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②这样的理论范式预设了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上，有着同样的历史逻辑，而国家的中心位置被隐藏。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国家的重要性、国家中心主义的解释路径开始受到重视。^③而在这其中，查尔斯·蒂利对“战争制造国家”理论的不断探索无疑取得了巨大的关注。在蒂利之后或者是与蒂利同期（从1975年到1990年，蒂利不断反思修正自己的观点，前后长达15年），不同的学者或是从一般性理论上与其开展对话，或者是从地方经验上与其开展对话。

实际上，在查尔斯·蒂利之前，奥托·欣策（Otto Hintze）就注意到了频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于国家产生的重要影响。为了在战争危机下能够持续生存下去，统治者有必要建立强有力的统治来抵御内外竞争者。但是，这种抵御军事威胁的努力带来的后果就是宪政主义的萎缩。在奥托·欣策看来，近代欧洲可以划分为加洛林帝国解体后的核心地区，以及远离这一地区的边缘地区（比如英国、波兰和匈牙利）。由于，加洛林这一欧洲核心区的内部竞争和冲突特别激烈，军事压力要远大于边缘地带，因而这一地区更容易发展出绝对主义。^④

不得不说，奥托·欣策的学说为蒂利的研究提供了启发，但是蒂利对这一议题持续性的探索，使得后续的研究者们不可能回避他的研究，事实上，后续的研究者大多是以蒂利作为主要的对话者。1975年，查尔斯·蒂利编著《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本书，对“战争制造国家”进行了初步的阐述。虽然这本书的书名讲的是“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但是在书中，蒂利却明确交代，他所要解释的是“国家”（state）的发展而不是“民族”（nation）的构建^⑤，即现代国家这样一种政治统治形式为何在欧洲成为主流。相比于之前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解释，蒂利首先解构了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理论中的目的论预设。比如，蒂利认为欧洲出现的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是统治者加强中央权力的副产品。^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切的变化没有原因。虽然，蒂利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系统的理论解释，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如何形成给出了几个重要的阐述：欧洲长时期各个平等政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一个重要的刺激性因素；专业性军人组织、专业税收机构和职业官僚的出现；欧洲边缘具有的开放性，穆斯林政权等边缘政权对欧洲政治生活带来冲击；欧洲内部的城市、商人、资本家在提供资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⑦虽然此时蒂利已经看到了军事竞争的重要影响，但是并没有建立一个更为一般化的（因果）机制的理论。

十年之后（1985年），蒂利在《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这篇文章中，开启了其建立简约的（因果）机制理论的尝试。正如蒂利本人在文章中所说，他的工作犹如“一个已经上路几天的人重新收拾其匆忙塞满的背包−扔掉垃圾，按照重要性把东西平衡好并且管理负荷”。^⑧战争在欧洲如何制造了现代国家？中间遵循何种机制和过程？蒂利指出，战争制造国家的欧洲经验呈现出这样的（因果）机制模型：“某位领主发动战争并成功控制住富有资源的领土，战争迫使他在该领土内不断强化对作战手段和资源的汲取−包括人力、武器、粮食、住宿、运输、补给品或购买这些物品。因此，战争强化作战能力的同时也提升了汲取能力。这种汲取活动如果比较成功的话，该领主就可以清除、压制地方政敌，甚至使其归顺，为民众提供保护。最终的结果是，作为副产品的国家诞生了，这个国家拥有征税机构、警察部队、法院、审计部门等。”^⑨

图  1  蒂利战争制造国家因果机制示意图^⑩

然而，在将欧洲国家形成的历史简约为一个具备社会科学解释意义的（因果）机制之后，蒂利发现，这样做引发了另一个问题。1990年，查尔斯·蒂利完成自己的专著−《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在这本书中，作者再次反思自己先前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用了一种新的说法− 一种从战争到榨取和压制，再到国家形成的说法−代替以前的标准化解释。我们或多或少毫无思考地继续假定欧洲国家遵循一条主要的道路，一条由英国、法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作为标志的道路，以及其他国家的经历构成了与此相反或者失败的版本。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本书打算纠正前一书中的错误。”^⑪

虽然蒂利依然强调欧洲国家形成存在着一般的逻辑，但是蒂利接下来要讲的故事则是一个“统一中有差异、差异中有统一”^⑫的故事。蒂利依然指出：“长期以来，战争与准备战争导致了欧洲国家的主要构件的产生，战败的国家缩小，而具有最大强制资源的国家易于赢得战争。”^⑬从公元990年以来，欧洲国家大致经历了从世袭制、经纪人制、民族化和专门化四个阶段。^⑭但是在这样一种一般的变化之下也同时存在着特殊的发展模式。统治者追求战争、赢得战争的努力也同时受到了统治者与不同社会结构相互关系的影响。在蒂利的论述中，这种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就体现为强制资源、资本资源上的差异。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比如哪些地区是资本资源多一些，哪些地区是强制资源多一些，哪些地区是强制资源和资本资源同时存在。何为资本资源和强制资源，蒂利如是解释，资本是指“所有有形的资源和对这些资源的可实施的所有权，而资本家是最擅长于资本积累、购买和销售的人们”^⑮；强制是指“一种行为的运用（威胁的或者实际的），这种行为常常给清楚这种行为及其所带来后果的某些人、或某些群体带来损失或伤害……强制的资源以武装力量为中心，但延伸到监禁、剥夺、羞辱和威胁等设施”。^⑯由于这些社会初始条件的差异，当他们同样面临频繁的战争压力时，掌权者在相关社会主体互动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同的国家形成道路。在强制密集的地区，面对战争和财政压力，统治者往往选择进一步强化对土地的控制，对地主贵族进行打击；而在资本密集的地方，商业资产阶级支配着整个国家，国家的目标围绕着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资产的可利用性，国家并不需要建立庞大而持久的国家机器；资本化强制国家，是指既富有强制资源，又富有资本资源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既能够建立庞大的统治机器，又具备大量的商业资源，从而具备更大的竞争优势。^⑰

从1975年到1990年蒂利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其持续的反思，不断的“破”和“立”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不断的“再归纳”和“再演绎”的过程）。在1975年的著作中，蒂利批判了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理论对欧洲历史标准化以及普世化的解释，而是认为欧洲历史发展存在偶然性、特殊性的一面，比如他那时认为欧洲的国家形成是掌权者加强权力统治的副产品。1985年，蒂利对其论述进行了简化处理，并且提出了“战争制造国家”的（因果）机制模型−这个模型非常类似于战争、汲取、保护和国家形成之间稳定的条件反射式的关联。然而，在1990年的著作中，蒂利认为他在1985年提出的解释，只是将原先的标准化解释转化为另一种标准化解释。在他的1990年的作品中，他建立起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事实上更接近于一个“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⑱，它强调了欧洲国家各自形成的独特路径与一般路径的统一。正是在如此反思的基础之上，蒂利本人并不认同自己的理论可以跨越欧洲，对其他国家具有普适性。但是，也正是其理论中机制一般性的特点，使其具备与欧洲之外的地区更容易进行对话和检验的优势。

欧洲国家到底如何形成？在蒂利之后或者与蒂利处于同一时期，众多的学者在这个议题中耕耘。他们有些直接是蒂利的学生，有些则是或隐或显地在这个议题上与蒂利形成了对话。当然，尽管蒂利对自己的学说进行了多次的反思和完善，但是事实上其学术依然具有很多的漏洞。比如，蒂利一开始就对“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解释不清；欧洲边缘的开放性则是被后期的研究隐藏；研究样本也不够丰富，甚至遗漏了关键的神圣罗马帝国；对于欧洲国家不同的政体形式关心不够。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在后续的研究中一一得到了关注和补充。

正如上文所述，蒂利的有几部作品都用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但是蒂利所要解释的是却是国家如何建立完备的统治机器或者说国家基础能力。可是“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与蒂利所强调的建立统治机器的国家并不是一回事。蒂利对国家本质的思考中，国家的合法性、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并不重要。事实上，蒂利已经将国家简约为一种垄断暴力的行政机器，只有垄断了暴力并且能够为民众提供保护的政府才具有可靠的难以被挑战的合法性。^⑲也正因为此，蒂利在1985年写就的《发动战争与缔造国家类似于有组织犯罪》一文直接将国家的合法性剥离，从而国家也就与有组织犯罪在本质上无异了。正如蒂利指出，“强盗行径、海盗行为、黑社会的竞争、维持治安和发动战争都属于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就像地头蛇强迫商贩交保护费以避免损害−而损害的源头正是地头蛇本身……从本质上看，很多政府的运作和勒索者没有两样”。^⑳吉登斯对这方面的分析则强调了一种更加丰满的国家支配模式。在安东尼·吉登斯看来，不管是韦伯还是蒂利，他们仅仅将国家视为垄断暴力工具的特征是不全面的，而吉登斯强调的“民族—国家”则凸显了象征秩序和观念的重要性。^㉑当然吉登斯也将战争视为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但吉登斯强调的是战争制造了现代“民族—国家”，战争是现代普选权、服兵役、公民权、公民忠诚和民族主义产生的关键。^㉒

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本论文集中，蒂利注意到了欧洲边缘地带开放性可能给欧洲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㉓，但是这样的论述在蒂利进行（因果）机制提炼之后的后续著作中便再也没有看到。不过，作为蒂利的博士生，伯克写就的《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则弥补了他的导师在这方面的缺陷。伯克在他的书中指出：“在8到16世纪之间，各种文明之间的斗争十分成功地制约着西欧的国家体制。在这一时期，这种成功开创了一个中央集权化与地方分权化相互波动的新纪元，并随着这种矛盾运动的逐渐发展，一种中央集权化的动力逐步在欧洲形成，并由此而创造出现代与西方二元国家体制的文明以及后来欧洲对西方的扩张。”^㉔同样强调文明间竞争对欧洲国家形成的影响的是布莱德斯（Lisa Blaydes）和派克（Christopher Paik）。与查尔斯·蒂利强调15世纪是欧洲国家形成的关键节点不同^㉕，作者认为早在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促成了欧洲早期现代国家某些因素的形成。其建立的因果机制是：十字军东征减少了原先对抗王权的欧洲土地贵族的数量，十字军东征收取什一税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底层民众收取税收，这为之后国王向民众直接收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㉖

从研究的样本来说，蒂利主要关心的还是西欧等国家，而神圣罗马帝国和东中欧等国家的国家形成则几乎没有涉及。比如，霍尔登（Peter Haldén）指出，虽然蒂利有所提及神圣罗马帝国，但只是偶尔几次，实际上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代表的国家形态在欧洲历史上具有代表性。霍尔登将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加洛林、法兰克等政权概念化为“王国”（realm）。所谓“王国”是指，政权的中心对地方没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政权也不是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政权依然通过政治忠诚和合法性得以维持。在蒂利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世袭制政权直接过渡到了现代国家（用蒂利的说法是民族国家），然而在欧洲长期存在的王国却被忽略了。^㉗

布莱恩·唐宁和托马斯·艾特曼两人则是结合了欣策和蒂利的观点。布莱恩·唐宁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国家保留宪政主义，而有些国家走向军事—官僚绝对主义？唐宁认为战争对于国家形成能够产生出条件反射式的机制效应要归咎于1500年以来的欧洲军事革命和军事现代化。军事革命和军事现代化让各个国家进入到了大规模正规军作战的阶段，战争的规模和战争的成本迅速上升，因此掌权者为了供养庞大军队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汲取的需求。^㉘欧洲国家为什么产生绝对主义和宪政主义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唐宁给出了这样的因果解释：军事革命导致战争成本扩张，战争成本扩张产生宪政冲突，资源汲取方式决定宪政冲突的最终结果。战争成本的急剧扩张，给欧洲的掌权者巨大的压力和动机加强权力的集中以及汲取更多的资源。但是在唐宁的模型里，战争并不必然导致军事—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能否获得有效的国外资源是缓解宪政冲突的关键。这些国外的资源动员方式包括建立国家联盟，是否具有发达的经济和商业财富，以及能否获得有效的国外贷款等。如果统治者动员国内资源支持战争，那么建立的是军事—官僚绝对主义，而如果有国外的资源汲取方式，则宪政主义得到保留。^㉙

托马斯·艾特曼站在欣策、蒂利、唐宁等人的肩膀上指出：“早先的学者大都混淆了政权建设与国家基础结构之间的区别，他们很多都陷入了简单的二分法中−要么是绝对主义与官僚制，要么是宪政主义和官僚制的相对缺乏。可是在现代早期的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国家同样缺乏商业资源，在逻辑上本应该走向的是绝对主义和官僚制，但实际上它们却一直保持一种宪政的非官僚制形态。”^㉛在此基础上，艾特曼建构了早期现代（时间从罗马帝国帝国解体到法国大革命）欧洲大陆分布着由不同政权和不同国家基础结构组合而成的多种国家类型：世袭绝对主义、世袭宪政主义、官僚绝对主义、官僚宪政主义。^㉜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国家类型？如表1所示，作者认为持久地缘政治竞争出现的时间（1450年之前还是之后）和国家建设第一阶段地方政府类型（行政管理式还是参与式）是一个更整全的解释。在1450年之前，由于国家基础制度（诸如财政技术、法律概念、组织模式等）没有发展完善，因此国家在此之前面临战争压力更容易陷入传统的世袭化的资源汲取方式，国家在此之后面临长久的地缘政治竞争则更容易建立起完善的官僚制。而是否建立强有力的代议制度则决定着是否具备对国王的制约能力，强有力的代议制更容易将国家带向宪政主义。^㉝

从上文来看，后续学者同样以欧洲为经验，而他们更侧重于如何更好地提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虽然，同样研究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但不同的研究也涉及了经验的整全性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投送到欧洲之外，地方特殊性以及中层理论在欧洲之外的适用性和检验问题便更为重要。从欧洲土壤里发轫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是否适用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查尔斯·蒂利本人曾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处在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时空环境下，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比如军人与平民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上的差异、美国军队对其他地方的干预、石油对许多中东经济的影响、种族分裂和冲突对军人权力的促进”。^㉟虽然如此，我们依然看到众多的学者从各自的地区经验出发，探讨战争能否制造国家？从地域上讲，很多学者从地区经验出发讨论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的关系。这些非欧洲世界，与欧洲存在着不同的时空条件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情境。比如，“脆弱国家”典型的非洲，“自由与分权”的美国，或者“血与债交织”的拉丁美洲，与欧洲都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基础。这种不同地域上的战争或者冲突是否也能产生制造国家的效应？从下文得知，虽然美国、拉丁美洲、非洲、亚洲有着不一样的情境，也即它们有着更为特殊的内涵，它们不一定完全符合理论的预期，甚至一部分案例与理论的框架相差较远，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地区与欧洲存在着可共同理解的一般性逻辑。

在历史上，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不存在欧洲历史上各政权那般残酷的军事竞争。美国从建国一开始便建立“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政治体系，学术界也长期流行着一种“美国例外主义”^㊱的解释。然而，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三次大危机，是美国走向国家建设的关键。在这段时期里，为了参与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又进一步迫使美国建立强大的财政基础和资源汲取能力。同样在大萧条时期，政府为了拯救市场，一揽子政府干预的政策出台也明显地增强了国家能力。正是这样的一系列紧急事件，使得美国之前的很多对政府能力的限制措施被打破。^㊲谢尔顿·波拉克（Sheldon D. Pollack）认为，虽然美国与欧洲在政治发展上存在着差异性，即欧洲先发展了国家能力，其后才建立民主代议制度；而美国则是先建立了民主代议制度，之后才建立了国家能力。但是，随着内战的进行，美国也进入到了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去，为了战争和备战，在国内建立了强有力的控制机制。^㊳

尽管拉丁美洲并不缺乏战争与暴力，但是拉丁美洲并没有建立与欧洲类似的强大的国家机器。洛佩兹·阿尔维斯（Lopez-Alves）强调，由于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压力，拉丁美洲和欧洲经验之间同样具有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这一点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欧洲经验和拉丁美洲经验并不完全一样。拉丁美洲国家更加依赖于债务，在建立民族军队和税收体系上并不成功。^㊴米格尔·安杰尔·森特诺 （Miguel Angel Centeno）则注意到了不同的战争规模可能影响了这一机制在拉丁美洲的适用性。森特诺指出，拉丁美洲与欧洲不同，拉丁美洲的战争并不是“全面战争”（total war），而是“有限战争”（limited war）。拉丁美洲在战争的持久性、地理范围、战争的议题领域上都是有限的，拉丁美洲战争依靠的是职业军人，而没有建立完善的义务兵。因此，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也没有动机去建立有效的资源汲取体系。也正是由于并没有如欧洲那般建立集权化的国家，拉丁美洲面临更多的内部冲突。^㊵

杰弗雷·赫伯斯特（Jeffrey Herbst）指出，“欧洲实践并不能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形成提供样板”。^㊶第一，与欧洲15世纪以来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不同，非洲长期存在着低人口密度的问题，因此非洲的统治者向边缘地区的权力投放成本高而收益低。不管是殖民统治者，还是本土统治者，在非洲大陆上进行的战争大多不是为了领土和人口，而战争结束后国家的基础建制能力自然也得不到相应的发展。第二，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边界是国家间竞争中发展而来，非洲国家的边界很多都是殖民统治者匆匆忙忙人为划定的，非洲国家的边界并不能反映国家真正的人口、族群以及行政制度投送范围。因此非洲国家的这种边界性质缓冲了国际压力。第三，非洲国家的国家体系不同于近代欧洲，在欧洲，国家间的竞争和相互威胁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而在非洲，国家间的合作是主流。独立之后，非洲国家的统治者往往选择相互间的合作，以加强其在国家内部的统治，这与欧洲完全不同。^㊷

也有很多学者对中东的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中东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与欧洲类似的强有力国家？伊恩·罗斯克（Ian S.Lustick） 指出，虽然欧洲与中东虽然都经历了频繁的战争，但是关键的差异在于战争的时序上。近现代欧洲诸政权进行政治竞争时，各统治者进行完善国家基础能力的活动并没有什么外部力量的干预。然而，中东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各个政权的竞争受到了当时欧洲等诸强国的干预。^㊸米歇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的研究强调，战争或者准备战争带来了动员国内资源的压力，但是这却受到执政者动员策略的影响。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埃及和以色列同样在建立新国家之后面对频繁的战争。战争压力与准备战争在最初强化了两国的国家能力，但是在“六日战争”（Six-Day War）之后，同样为了准备战争，两国汲取资源策略却从依靠国内向依靠国际转变，这恰恰削弱了国家的基础能力。^㊹蒂埃里·贡戈拉（Thierry Gongora）继续巴内特的研究，其认为伊朗和伊拉克在二战后进行的长期的全面战争并没有提升各自的国家基础能力，相反削弱了两国的国家能力。因为，长期的备战使得原有的国家主导的模式难以为继，最后只能转向自由化的资源再配置战略。^㊺

丹·斯莱特（Dan Slater）注意到，查尔斯·蒂利等人的学说仅仅只是关注于欧洲的外部敌人，而忽略了欧洲国家形成中也同样面临着来自国家内部自下而上的反抗，欧洲国家内部的反抗也同样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㊻基于这样一个经验判断，斯莱特并没有直接使用战争的概念，而是强调了“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在解释东南亚国家形成中的重要性。“抗争政治”通过什么样的因果机制促成了不同国家不同的国家建设模式？斯莱特在内部叛乱和国家建设之间嵌入了精英的威胁感知和利益计算的干扰变量。这种内部分化和叛乱越激烈，精英们越感受到利益受再分配的威胁，因此精英便会选择与国家建立“保护性契约”，从而为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建立基础。与欧洲经验不同的是，东南亚诸政权在二战后表现出了不同的威权模式−政党支配、军事化、碎片化。^㊼在《调动权力》一书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受到了激烈的左翼工人运动的挑战，这反倒刺激了精英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盟，国家建设较为完善；菲律宾、泰国、南越存在局部的左翼工人的抗争，对城市精英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再分配要求，因此，强精英联盟没有形成，而是陷入了分裂，而这促成了国家建设的分化；缅甸、印尼存在局部的叛乱与区域性的分离主义，这强化了军人的作用，这成为国家建设军事化的重要因素。^㊽

费雷·约翰（John A. Ferejohn）等学者针对中古日本进行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和日本都有着长期领土分裂的情况，在16、17世纪之后，日本与欧洲类似走向了“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不同于以往关注于君主、国王发动战争及其汲取资源，作者将视角中心切换到农民的利益考量上。实际上，不管是欧洲，还是日本，位于平原低地的土地更容易受到军事暴力的威胁，因此，位于这些地方的农民更愿意以劳动力和农业中获取的收入换取军事保护。用作者本人的话来说就是，“现代领土国家兴起的故事是一个霍布斯式的农民以财产和劳动力交换军事保护的故事……当农民是独立的、贫穷的、污秽的、鲁莽的和短命的，屈从于保护性权力便是一种更好的办法”^㊾，而位于山地的农民由于有山险可依，对于保护的需要便没有那么强烈。频繁的战争动员强化了农民与军事统治者的谈判杠杆，由于战争需要更多的资源，农民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实际上，这样的过程在欧洲也同样存在。具体到日本的国家形成上，作者认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是关键人物，他们明确了农民与武士的专业分工，农民提供农业生产和财政收入，武士提供军事保护和战斗义务。^㊿这样的变革为他们提供了强大而充足的军事和财政资源，日本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形式上的统一。

不同于从一个地区基本情境的角度产生问题意识，相当多的定性（比较）或者量化研究往往从更具一般性的（因果）机制进行对话，即我们将会看到大量的学者将会思考（因果）机制−“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是否具有普遍或者普适性。本部分重点讨论从这一机制出发而展开的讨论。我们将会看到，这类研究往往将地方的特殊性置于边缘的位置或者视而不见，而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

1985年，凯伦·拉斯勒（Karen A. Rasler）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通过“Box-Tiao干预模型”（Box-Tiao intervention models）对国际战争，特别是全球战争对几个世界性大国的影响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国际战争和全球战争是英、美、法、日几个大国政府预算扩张以及权力转移的重要因素。⁽⁵¹⁾1992年，基思·贾格尔斯（Keith Jaggers）对战争制造国家进行大样本的多元回归分析，基思·贾格尔斯选择样本的时空范围包括欧洲和美洲的28个国家、63个样本，其中包括44个参与国家间战争的样本以及19个参与内战的样本，时间范围限定在1815年到1954年。⁽⁵²⁾基思·贾格尔斯不仅将自变量“战争”分解为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也将因变量“国家建设”分解为“民族能力”“政治能力”“制度聚合能力”⁽⁵³⁾三个面向。对“战争制造国家”在后殖民主义国家的定量测量上，卡麦隆·蒂斯（Cameron Thies）无疑是做出最多工作的一位学者，他分别在2004年、2005年、2007年、2012年对全球样本或者地区性样本进行横截面时间序列分析。由于后殖民主义国家并没有像近代欧洲那样高强度密集的国际战争，因此蒂斯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引入了“对手”（rivalry）或者“公共暴力”（public violence）这样更为一般化的概念。在蒂斯的模型中，不管是“对手”还是“公共管理”，它们都企图替代国际战争，即它们还包括国内的武装叛乱集团，或者可以给国家带来威胁，并迫使国家进行战争动员的冲突。多年来，蒂斯的研究样本有全球总体性的，也有聚焦于区域性的，比如其2004年的论文就包括了南撒哈拉非洲、中东、北非以及亚洲（1975年到2000年）等国家。在此后的研究中，蒂斯又对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进行更加细致的地区性量化分析，甚至得出不一致的结论。⁽⁵⁴⁾卢凌宇借鉴了赫伯斯特和蒂斯的研究，他同时引入了内部和外部竞争两个自变量。在对 1975—201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宏观数据的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发现自然资源依赖虽然显著地降低了国际对手对国家建设的作用，但同时显著地促进了国内对手的国家建设功能。⁽⁵⁵⁾

与单纯从地区视角出发的研究不同，也与单纯进行大样本测量的量化研究不同，案例比较研究有一定的经验特殊性关怀，但是其本质上也同样将这一因果机制置于中心地位。布莱恩·泰勒（Brian D. Taylor）和罗克珊娜·博特尔（Roxana Botea）虽然也是研究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其企图回答的问题，同样是“战争多发国家”（war-prone states），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国家能力是增强的，而有些国家却是衰退的。比如，作者以缅甸和阿富汗作为受控制比较的案例，缅甸的频繁战争起到了国家建设的效果，但是阿富汗却陷入国家衰败。因此，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果差异性，引入其他的干扰变量解释缅甸的成功才是关键，作者认为，文化、族群的同质性是在缅甸“战争制造国家”机制适用的关键。⁽⁵⁶⁾

总体来看，量化研究既存在着优点，也存在着一些不得不提的缺点。优点在于这些量化研究，从更大的样本跨越时空限制对“战争制造国家”的因果机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多种角度和多种方法的量化测量为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和广泛适用性提供了大样本的案例证明。但是量化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诸如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量化研究很多时候能够证明相关性，却在对结果提供解释上比较乏力。也正是因为缺少因果机制的理论上的解释，量化研究很难在理论上进行创新。比如，基思·贾格尔斯就认为，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不能脱离社会情境，也更应该重视理论的作用。⁽⁵⁷⁾此外，大样本的量化研究已经渐渐演变为一个因果机制的表达到底能有多大的普世性提供方法支撑的地位。然而，实际上量化研究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为我们提供观察和发现经验的统计手段。事实上，赵鼎新在《春秋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中同样使用了统计方法，但其使用的目的并未单纯为了识别战争与国家形成的因果关系，而是为了提供更直观的历史经验变化的办法。此外，控制比较式的案例研究则与地区为中心向情境发问的研究不同，控制比较式的研究与大样本研究一样高度基于证成抑或证伪的科学实证主义传统，两种研究方法都是在探索“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这一机制是否成立，以及更进一步是否还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干扰。这也注定了其研究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限定于既有的理论之中的危险，而不能从更彻底的角度对理论进行重构或批判，也即这类研究很少深入到既有理论与经验相互绑定的深处，结果是其依然存在用理论解释经验的局限。

中国的历史模式与欧洲可有可比性？实际上蒂利本人在1990年写就的书中就有提及，他指出：“尽管中国曾经一度生活在和欧洲的国际政治混乱时期非常相似的战国时代，以及各种起义和来自边境的入侵不断威胁着帝国的控制，但在大多数时间是一个单独的中央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方……而在欧洲，分裂成众多相互争夺的国家一直盛行于过去整个千年。”⁽⁵⁸⁾蒂利的这一判断无疑是重要的，甚至为后续学者研究中国国家形成提供了最初的问题意识。比如，不管是许田波还是赵鼎新，他们都重点关注了中国的战国时期。但是蒂利指出的中国和欧洲大部分时间存在着统一和分裂的差异上，学者们未必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比如葛剑雄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一书中就强调：“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⁵⁹⁾如果从既有的研究来看，也确实有很多学者针对分裂时期的中国或者统一时期的中国开展研究。

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等学者在2003年便探索了中国早期战争与科层制的问题。相比于欧洲，中国很早就创造出了科层制的管理技术。作者指出，相比于其他的前现代帝国，秦国在成为秦帝国之前面临着更频繁和更残酷的战争，而这是秦能够发展出官僚制的关键。作为查尔斯·蒂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许田波无疑受到蒂利国家形成理论的影响。其博士论文《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也正是在蒂利的指导下完成的。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为什么春秋战国和近代早期欧洲在国内和国际政治方面存在那么多相似性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强制性帝国，而欧洲却可以保持多国均势状态。⁽⁶⁰⁾显然，在许田波的问题中，已经隐藏着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战争为什么促使一国能够突破国际政治的均势，而不仅仅是战争促成科层制的产生。如何解释这样的问题？许田波给出了国家形成的两种逻辑类型：第一是战争动员需要与社会协商从而产生公权力的制衡逻辑；另一个是国家完全支配社会从而突破制衡逻辑的支配逻辑。⁽⁶¹⁾如何从制衡逻辑转变到支配逻辑，许田波指出“自强型改革”机制或者“自弱型改革机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自强型改革”为国际竞争和国家形成的强制性转型提供“燃料”，且最终促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而在近代欧洲，“自弱型权宜措施”在初期的运用削弱了支配逻辑，使制衡逻辑在国内和国际领域维持了大致的平衡。⁽⁶²⁾

在赵鼎新看来，不管是许田波还是凯泽，他们的解释都存在着问题。赵鼎新认为许田波仅仅只是解释秦国为什么能够统一其他六国，而欧洲却不能建立大一统国家。在赵看来，一个更好的问题应该是糅合凯瑟和许田波的问题−即为什么秦国既建立了大一统国家，又建立了科层制。⁽⁶³⁾针对凯泽的研究，赵鼎新认为其提出的“战争制造科层制”的因果解释机制过于特殊。正是这样的解释机制过于特殊，其解释力很容易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⁶⁴⁾赵鼎新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形成》这本书中明确了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中华文明为什么表现出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特征−具体来说，包括大一统的持续性、科层制的产生、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等七个方面。⁽⁶⁵⁾赵认为，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中国“独特的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wars）促进了效率导向性的“工具理性文化”（efficiency-oriented instrumental culture）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兴起。⁽⁶⁶⁾这种效率导向性的工具理性文化是引导中国文明发展的关键。最后由于秦国具备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动员能力，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但是秦国法家模式并不利于建立长久的统治，中国由于独特的社会结构（商人不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最终建立起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军事权力受到约束、经济权力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⁶⁷⁾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建立一般性的解释框架与探寻某一经验的独特性常常是学术研究的两条路径，学者们常常对于这样的不同路径产生意见分歧。然而，事实上，中层理论的学术路径恰恰是融合了一般性框架与特殊性元素。中层理论强调建立一个与普世性理论不同，且提出更加贴近经验世界的一般性概念和理论，其解释范围有明确条件。正如本文第一节所述，蒂利建构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解释（因果）机制的理论，同时也是从欧洲经验出发而建构出的中层理论。从蒂利建构这一理论的心路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本人也在（因果）机制与具体经验（或者更整全的经验）之间摇摆来回。比如，他最初研究这一议题的问题意识在于批判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标准化、普世化的解释，从而建构起一个解释欧洲国家形成的更加抱合地方性经验的中层理论。但是，当他建构起“战争制造欧洲国家”的（因果）机制时，他发现他又陷入了新的单一的、标准化的解释。在这样的持续反思下，蒂利最终在1990年建立起解释欧洲国家形成更为饱满的理论，但是蒂利本人并没有抛弃“战争制造国家”的（因果）机制的表达，只是在这一机制中嵌入了更多欧洲不同地域上的特殊性。

蒂利建构的“战争制造国家”的中层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与其展开对话，且对这一中层理论进行检验。蒂利提出的这一理论后续延伸出如此众多的一系列发展，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一理论坚持了理论与经验的统一，也即“战争制造国家”理论是历史的、可检验的，而非如标准化、普世化理论那般走向非历史化的道路，进而拒绝接受经验或实践的进一步检验。在蒂利之后，很多知名学者针对不同的经验、情境，拓展了这一理论。比如研究非洲的杰弗雷·赫伯斯特，研究东南亚的丹·斯雷特，以及赵鼎新针对中国的研究等，都极为出色地拓展了这一中层理论，且表现出较高的原创性。然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是，蒂利学术思想中的两重性依然在一些批评他的学者那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不同的学者针对“蒂利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问题意识，一种是基于经验特殊性的，一种是基于因果机制的。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政治霸权和西方历史学、社会科学话语霸权的多重影响，许多学者往往对于以欧洲经验出发的“欧洲中心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比如，森特诺指出：“从麦克尼尔、波奇、吉登斯到斯考切波、蒂利，这些学者对欧洲历史的叙事，由于各种因素，并不能被应用于拉丁美洲。”⁽⁶⁸⁾在蒂利的“战争制造国家”理论中，很多对蒂利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也是将蒂利的理论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尤其是蒂利的那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很多学者从直觉上就将其认定为一种“标准化”的普世理论。另外一种较为极端的问题意识在于，完全从“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此来论证所要研究的理论。比如，我们看到大量的测量战争与国家形成相关关系的量化研究的工作，便是在问题意识中抛弃了欧洲经验的特殊性内涵。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也直接忽视了蒂利一开始反思标准化、普世化理论，进而建构中层理论的努力。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战争制造国家”理论与“财政—军事国家”表述的不同。比如，布鲁尔（John Brewe）首先提出了“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s）的概念来概括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国家发展的总体特征。再如吉勒特（Jan Glete）指出，不仅仅是英国，近代早期欧洲的西班牙、荷兰共和国以及瑞典，也都可以归类为“财政—军事国家”。⁽⁶⁹⁾ 克里斯托弗·斯托尔斯（Christopher Storrs）则将这一概念应用于18世纪的哈布斯堡君主国（Habsburg Monarchy）、普鲁士、俄罗斯、法国。⁽⁷⁰⁾当然，虽然“财政—军事国家”形成的论述−比如军事战争规模的扩张，引发战争成本的上升，这促使政府大量举债以及完善国家税收体系，与“战争制造国家”理论所主张的变化机制具有一定的类似性。但是，我们也需要把握“战争制造国家”理论与“财政—军事国家”表述的不同。比如，布鲁尔并不承认“战争制造国家”这样带有必然性的命题，事实上布鲁尔更倾向于强调英国国际战略变化的重要性，也即偶然性一面的重要作用。⁽⁷¹⁾

具体在中国研究中，彭慕兰、王国斌等学者先后对大分流展开的讨论，就是希望在欧洲经验优越论之外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王国斌、彭慕兰采用了互相对照、互为比较的方法。王国斌指出，“不应该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我们应当扩大这种比较。为了进行更多层面的比较，我们特别应当以中国为标准来评价欧洲”。而彭慕兰强调，“我也以王国斌关于最好的比较是交互比较的主张为基础：这些比较问的是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欧洲”。⁽⁷²⁾史学家柯文写就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对史学界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式进行了批评，并且强调以中国本身的准绳发现中国历史的逻辑。柯文认为，“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都是“西方中心观”的理论，这些理论隐藏着西方经验优越的预设。因此，在第四章中，柯文强调要从中国发现历史。这种新的研究取向，“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衡量这些问题之历史重要性的准绳也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这样，描述中国最近几百年历史就不是从欧洲，从西方扩张主义的萌动开始，而是从中国开始”。⁽⁷³⁾可是，正如《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译者林同奇强调的，“柯文展开这一系列批判的根本依据是他深信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互异；换言之，他深信历史发展的歧向性，强调历史统相的独特性……因此从表层上看柯文的批判锋芒是指向西方中心论，但是其实质是指向所有肯定历史现象具有重复性或共性的理论框架”。⁽⁷⁴⁾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历史学界的另外一种表述。比如，杨念群指出：“多少年来，中国社会史界一直在寻找把宏大叙事与乾嘉式的史料钩沉风格进行有效衔接的突破性方法，以避免徘徊于目的性极强的政治图解或碎屑冗琐的朴学遗风这两个极端之间而止步不前。”⁽⁷⁵⁾以此，杨念群将此种学术路径称为“中层理论”。当然，我们可以明显地注意到，杨念群所注意到的中层理论并没有如蒂利那般明晰关于机制的表达。

在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着理论普遍化与理论本土化的争论。与上述完全持历史特殊论的观点不一致的是，社会科学长期以来遵循“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以学习和模仿自然科学为前提。在这样的一种方法驱动下，学者们的主要关切在于解释的普世性或者普遍性。然而，这样的关怀几乎完全遮蔽不同国家不同的情境。在这方面，蒂利在1990年的著作中进行的反思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即蒂利认为完全的“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因果）机制表达事实上是另一种标准化、普世化理论的翻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蒂利在这方面的反思后续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而是将“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作为蒂利的“伟大的学术贡献”。

“战争制造国家”的理论或许能够给我们一定的启示。社会科学虽然称为科学或者以科学的方式开展研究，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人类的能动性，决定了社会科学很难像自然科学一样提供普遍化的、标准化的理论。⁽⁷⁶⁾在另外一边，本土化理论企图对地方本土经验进行提炼，并且提供不同于普遍化、标准化理论的具有一定解释范围的理论和概念。但是，如果太过执着于特殊论，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便可能陷入无法通约的风险。因此，建立连接经验与理论的中层理论的学术路径或许是破解本土化和普世化困局的可能办法。这样的理论建构路径遵循归纳与演绎的知识生产的基本方法。在中层理论中，一方面理论紧紧抱合着经验，即不再追求难以测量的普世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经验通过一般化抽象得以理论化，即通过一般化的尺子，甚至通过（因果）机制的表达，不同的经验得以进行比较。当然，对于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的是，一切的探索都是为了求真与更好的解释，而不是为了方法而发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