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核心社会矛盾演变特点,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1949—1978年的计划CSSA时期、1978—2012年的转型CSSA时期以及2012年以后的新CSSA时期。这三个CSSA时期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阐述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是对2012年以后新CSSA时期的科学总结,且这三个CSSA时期的演变逻辑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在理论机理。
第一,1949—1978年的计划CSSA时期,对应着中国经济“站起来”的阶段,这一时期“探索−巩固−衰退”的动态过程,是中国经济进入“富起来”阶段的发展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之后,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基础上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与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制度,中国进入计划CSSA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中系列核心矛盾关系表现出如下特征:
1.“一元”的公有资本关系。经过1953—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逐步转变为单一公有制经济,一元资本关系初步形成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逐步得到巩固、强化。从数据来看,1949—1956年期间,中国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占比分别由27%、1%上升至55%和17%,非公有制经济则由73%下降为28%;到1958年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消失,中国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制经济成分上升为100%⑲。
2.“单纯”的劳动关系。这一时期公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劳动者在不同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中工作,不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利害冲突,只存在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公有制内部单纯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群体的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3.“绝对集权”的政府角色。自建国之初恢复国民经济开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一直在向绝对集权演变,并且在以后“一五”期间的三大改造、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1961年进行的经济调整以及农村“一大二公”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中,政府都在不断强化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始终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尽管曾有部分权力下放的举措,但均局限在形式上,政府的行政管制从未减少。
4.“马克思主义绝对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绝对主流地位,西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一时期党的文件、媒体宣传、教学教材、学术研究等情况均可佐证这一点。以经济学研究为例,1978年以前,国内期刊发表的经济类文章绝大部分均以“马克思主义”为绝对核心内容或理论基础,对比而言,涉及西方经济学的文章微乎其微,基本没有影响力。
5. 处于“弱国地位”的国际关系。这一时期中国进行了部分对外开放的尝试,但由于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刻意封锁、中苏关系的变化等多方面原因,对外开放程度仍非常之低。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绝对弱国地位”,尽管1960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立自主、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策略,在国际中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地位有所提高,但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地位始终低下。
6.“隐性”的生态矛盾。这一时期,中国仍处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过程,工业化水平十分低下,尽管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单位生产过程污染较高,但整体而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仍处在生态自然循环足以消化的范围之内。同时,由于人们缺乏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的生产方式也对生态环境带来过重的负担,使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在潜在累积。
以上六大核心社会矛盾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进计划CSSA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变过程。在计划CSSA探索期,“绝对集权”政府角色的逐步确立是六大核心矛盾特征形成的起点,其与“绝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促进、彼此加强,继而快速推进了资本关系的一元化、劳动关系的单纯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封闭化,推动计划CSSA进入巩固阶段。而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恰恰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使得当时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得到最有效的运用,迅速改善了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落后挨打”的局面,使中国经济“站起来”。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过于僵化的高度集权经济制度又逐渐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各种矛盾不断累积使得计划CSSA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不断减弱,进入衰退阶段,而与此同时,一个新的CSSA将应运而生。
第二,1978—2012年的转型CSSA时期,对应着中国经济“富起来”的阶段,这一时期“探索−巩固−衰退”的动态过程,是中国经济进入“强起来”阶段的发展基础。
1978年中国正式开始实施改革开放,1992年则确立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从计划经济转向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CSSA时期逐步形成。与之相对应,中国经济社会中系列矛盾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征。
1. 资本关系从“一元”转变为“多元”。改革开放的最初举措就聚焦于对资本关系的调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承认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并在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强调了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并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而呈现多元化发展。从数据来看,截至2008年,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额(FCI)各经济成分占比中,国有和集体投资、个体和私营投资、港澳台和外商投资、混合所有占比分别为32%、25%、9%和32%左右,⑳“ 多元”资本并存的局面已充分彰显。
2. 劳动关系从“单纯”转变“复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劳动者与“多元”资本相结合,衍生出“复杂”的劳资关系,如,多元资本与农民工之间的劳资关系、市场与公有资本结合下的公有劳资关系、私营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外企中的劳资关系等。伴随着劳资关系的不断复杂,劳资冲突也呈现不断凸显的趋势,一方面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在1992年以后不断下滑,2007年下降到最低的39.73%;另一方面劳资纠纷数量不断上升,1992—2008年期间,中国劳动人事仲裁受理案件数增加了85倍,涉案的劳动者当事人数量增加了70.84倍㉑。
3. 政府角色从“绝对集权”转向“有控制地放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制度、财税制度、企业制度等各个方面均呈现出逐步“放权”的特征。这一点可以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官方思想转变过程中可窥一二。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权力下放仍是“有控制”的,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较强的经济控制力(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建、电力、金融、采掘等行业中的控股比例超过50%,仍旧掌握经济控制权)以及对制度改革方向的把控上。
4. 意识形态从马克思主义“绝对主流”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不断战胜新自由主义的“动态博弈”。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思潮、西方理念伴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逐步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并且随着1992年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占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波及中国学术研究、高校教育、企业管理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机构纷纷做出积极和坚定的回应,政府也通过“马工程”“基地人才培养”“党校培训班”等措施不断调整和控制“西化”之风,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始终处在一种动态博弈的过程中。
5. 国际关系从“弱国地位”转向“强国与弱国并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便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等措施逐步加大开放力度,1992年之后更是全面参与全球化过程,逐渐形成了“强国与弱国并存”的双重身份。也即,与非洲、印度、拉美等发展中弱国相比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强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均拉开不小差距;但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引导国际舆论、引领国际前沿等方面仍缺少话语权。“强国与弱国并存”的国际关系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
6. 生态矛盾从“隐性累积”转向“逐步显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大程度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使得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步显性化。加之,中国环保和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形成了一种相对运动,使得生态矛盾快速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不断趋于表象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处理、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发展的抑制因素,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
资本−劳资−政府角色−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生态矛盾的上述转变共同推进计划CSSA向转型CSSA的转变,并推动转型CSSA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动态过程。1978—1992年属于探索期,这一探索期的进入仍然由政府主导,以政府“有控制的放权”为初始动力,推动资本关系逐步多元化、劳资关系逐步复杂化且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涌入的西方思潮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各要素之间互相加强,推动转型CSSA不断稳定并进入巩固期。转型制度结构打破了计划经济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大大提升了经济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几十年的稳定高速增长,使中国真正“富起来”了。然而,伴随着这种高速增长,劳资冲突、资本恶性竞争、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国际挑战、生态破坏等诸多矛盾也在不断累积,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开始不断放缓,这意味着转型CSSA已进入衰退期,同时一个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人民幸福感的新的CSSA则成为必然趋势,而这一新的CSSA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经济经历计划CSSA、转型CSSA并进入新CSSA这一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所作出的这一重大论断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演变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显示出极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是党在中国经济转变发展阶段关键时期所作出的重要判断。通过系统阐述系列核心社会矛盾关系的相互作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机理,有助于更加科学、客观地理解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精髓,并为宣传、践行十九大报告的相关战略部署提供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