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贸易明显收缩，下降幅度远远大于以往的经济低迷时期。^①贸易收缩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了全球贸易与经济的低迷。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快速发展，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渐加深。在此次全球性的贸易失速中，中国也未能幸免，出口增速不断回落，甚至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速也趋于下行（见图1）。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至6.0%，经济发展进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

图  1  2000—2019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引领的关键时期，激发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中央在作出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判断以后，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可谓恰逢其时。在经济增速下行时期，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劳动力需求低迷，工资增长放缓，失业风险提高，创业作为一种就业选择越来越受到青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的创业群体持续壮大，私营企业从2010年的846万户增长至2019年的3516万户，吸纳就业由9418万人提高至22833万人。另外，根据全球创业调查（GEM）的统计，2019年，中国18—64岁人口中初创企业家的比例已达到了8.7%，创业氛围远超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国民的企业家精神逐步被激发出来。

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放缓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值得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国民的企业家精神是否被激发出来？经济增速放缓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有效缓解内生性的基础上，考察经济增速放缓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国民的企业家精神被激发出来，个体创业的概率显著提高。在这背后，可能的机制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家庭工资性收入减少，经济压力加大，创业的机会成本下降，创业的积极性提高。同时还发现，经济增速放缓对国民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性别、户籍、学历、年龄、婚否等而异。通过更换工具变量和样本调整等方法，我们的主要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现实角度出发，本文通过跟踪经济增速放缓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为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以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学理上的依据；其次，从文献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考察了经济增速放缓对于就业的影响，但是鲜有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本文的工作对这方面的文献作出了拓展和补充；再次，从方法角度出发，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结合中国经济的实际，利用出口增速作为经济增速的工具变量，就经济下行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进行了因果关系的识别，在方法上为其他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最后，从政策角度出发，本文考察了经济增速放缓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传导机制，并跟踪了这一影响的异质性，为决策部门精准施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数据说明及识别方案；第四部分是估计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拓展性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一是经济增速下行对于就业的影响，二是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下面，我们针对这两支文献进行梳理和评析。

与本文最密切相关的一支文献是经济增速下行对于就业的影响。这支文献多以美国为背景，以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就业参与和工作质量下降，降低了国民的福利水平。^②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现有研究显示，在劳动力市场疲软时，雇主的议价能力提升，雇主对于雇员教育水平的要求提高，对那些非熟练劳动力来说，找到具有晋升和培训机会的工作非常困难，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③更进一步，利用长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还发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无论是收入还是工作晋升都落后于经济繁荣时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即使进入经济复苏期，就业的恢复也相当缓慢，这意味着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影响是持久的，产生了所谓的“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④总的来看，这一支文献相对成熟，但多集中于对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尤其是基于美国数据进行研究，尚缺乏针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实证研究。

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动力^⑤，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对于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因素，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创业者个体特征、创业认知和资源禀赋展开。现有文献表明，创业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家不仅需要相应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还需要稳定的思维、创新认知和行为模式。^⑥具有冒险性、竞争意识以及高信任感的个体，更易显现出企业家精神。^⑦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制度以及经济状况对创业选择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被比喻为不成文的、分散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也造就了创业导向和强度的差异。^⑧而制度的差异和变迁为不同个体的创业决策和绩效差异提供了解释，稳定的制度通过合法性机制影响创业，制度变革通过产生新的制度环境或提供新的机会和资源影响创业决策。^⑨在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度伴随着重仕轻商，创业比例较低。^⑩在现代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可能降低了社会的企业家精神。^⑪与此同时，经济形势和市场发展也直接影响到企业家对于机会的感知、评估和采用的战略方法。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市场体系越完善，创业行为越多，^⑫而经济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创业行为减少。^⑬总之，这一支文献的研究也比较丰富，但是就经济状况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多采用宏观数据，基于微观个体数据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鲜有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以全球需求收缩和贸易失速引起的经济增速放缓为背景，以出口增速作为经济增速的工具变量，结合中国微观个体数据，在有效缓解内生性的基础上，就经济增速放缓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进行考察，并进行一系列的异质性分析。

在这一部分，我们对数据的选取和变量的构造进行介绍，并就识别方案进行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个体层面，二是宏观经济层面。个体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家户追踪调查（以下简称为CFPS）。这一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实施，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占中国大陆人口的94.5%。^⑭CFPS从2010年开始进行调查，已经追踪了4轮，共5期，时间分别为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这一数据比较契合本文的研究：首先，CFPS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相比，两个数据源重要变量的平均值和分布相同；^⑮其次，CFPS数据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涵盖社会、经济、人口统计以及一系列主观变量，为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保障。本文所使用的性别、年龄、创业与否等个体特征变量来自成人问卷，而家庭收入和资产等家庭层面变量来自家庭问卷，我们根据相应年份的家庭代码对成人和家庭问卷数据进行匹配。在剔除变量缺失和异常值，并保留16-65岁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样本后，共得到93750个观测值。^⑯

对于宏观经济层面的数据，各地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具体地，是与CFPS相对应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GDP增速和出口增速。在稳健性检验中，受现有研究的启发，^⑰我们引入港口距离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交乘项作为经济增速的工具变量。我们将个体所在省份的省会到上海、天津和香港三个港口的最短距离作为港口距离的代理变量，它们是通过ArcGIS软件计算得出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库。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家精神。借鉴以往研究，我们用个体的创业行为来捕捉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⑱CFPS成人问卷对受访者的工作类型进行了调查，参照现有文献定义，当受访者的工作类型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时，即意味着个体正在从事创业活动，企业家精神变量被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⑲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速，用个体所在省份每年的GDP增长率来代理，以此来捕捉个体所受到的宏观经济冲击。为了缓解内生性，本文采用出口增速作为经济增速的工具变量，以个体所在省份的出口贸易增长率来衡量，它捕捉了外部需求的变化。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还控制了影响创业的其他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 age $）、性别（$ gender $）、婚姻状况（$ marital\_status $）、受教育年限（education）等，以及社会经济状态变量，如户口（$ hukou $）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fincome\_per $）家庭总资产（$ total\_asset $）及家庭人口规模（$ familysize $）。^⑳本文还控制了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非创业样本相比，创业样本更加年轻，男性比例、已婚比例、家庭资产也都更高一些，家庭工资性收入较低。

参考以往文献，我们设定如下的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Entrepreneurship}_{it} $为个体$ i $在年份$ t $的创业情况；$ {GR}_{pt} $为个人所在省份$ p $在年份$ t $的经济增速，${\boldsymbol{X}}_{\mathit{i}\mathit{t}}$为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户口、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等。$ {\delta }_{p} $和$ {\mathrm{\lambda }}_{t} $分别为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mathrm{\varepsilon }}_{it}$为随机误差项。^㉑

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我们的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㉒为了缓解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在基础回归中采用出口增速作为经济增速的工具变量。就相关性而言，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出口贸易助推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增长的奇迹。^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渐趋下行，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需求低迷，贸易失速成为常态。^㉔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在此背景下，作为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中国出口增速不断回落，经济增长也受到拖累。在样本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与出口增速变化趋势一致（见图1）。根据省份数据所做的散点图显示，经济增速和出口增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见图2）。就排他性而言，这一时期中国贸易失速，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外生性较强。^㉕从计量方法角度，这一工具变量或许并不完美，但是在中国特殊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其相关性和排他性的假设均得到了较好的满足，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图  2  经济增速与出口增速

在这一部分，我们根据上文构建的模型进行基准估计，并就经济增速放缓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进行传导机制的讨论及检验。在回归结果中，我们主要关注经济增速的估计系数。

经济增长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见表2。列（1）和（2）为Probit的估计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及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后，经济增速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控制变量的系数均符合预期。列（5）和（6）为出口增速作为工具变量的一阶段回归结果，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显著正相关，并且通过了F检验。列（3）和（4）为使用工具变量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经济增速的系数保持显著为负，其绝对值明显大于未加入工具变量的Probit估计结果。估计系数对应的平均边际效应表明［以列（4）为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每下滑一个百分点，国民个体进行创业的概率将提高约0.6个百分点。^㉖在本文的样本期内（2010—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了3.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国民个体进行创业的概率平均提高2.34个百分点。

基于文献和经验观察，我们将经济增速放缓对国民企业家精神影响的传导机制主要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国民家庭工资性收入下降，降低了受雇工作的满意度和创业的机会成本，促进了国民参与创业的积极性；二是，经济增速放缓加重国民的生活压力，国民的劳动和创业的意愿提高。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劳动供给大于需求，雇主的议价能力提高，企业试图通过节约劳动力成本来维持利润，工人的福利和劳动保障受到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㉗而国民的工作收入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沉重的经济负担倒逼国民进行创业，以期获得更高的收入。另外，国民工资性收入的下降意味着创业的机会成本降低^㉘，且创业相较于受雇工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可能从中获得更高的满意度^㉙，国民对于受雇工作的偏好下降，创业的积极性提高。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加重了家庭生活的经济负担，为了保证生活质量，家庭不得不增加劳动参与，国民工作的意愿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2010—2018年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下降，由4.1%下降至3.8%，国民的就业参与度不断提高，就业意愿的提高带动了创业意愿，国民更努力地去搜寻创业机会，创业行为增加。

这些分析表明，经济增速放缓可能通过工资性收入和就业意愿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家精神。为此，我们采用中介效应来进行检验，借鉴以往文献构造如下的模型^㉚：

经济增长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已在基准回归中考察，式（2）和（4）分别捕捉了经济增长对家庭工资性收入（$ {lnfwage}_{ft} $）和就业意愿（$ {employ}_{it} $）的影响。^㉛在控制家庭工资性收入和就业意愿的影响后，式（3）和式（5）分别捕捉了经济增长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直接效应。

依次对上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列（1）为基准估计结果，也即表2的列（4），是经济增长对企业家精神的总效应。列（2）的结果显示，家庭工资性收入与经济增速正相关，说明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家庭工资性收入下降。列（3）的结果显示，家庭工资性收入与企业家精神显著负相关，说明家庭工资性收入下降将使得国民企业家精神提高，且经济增速的系数绝对值相较列（1）减小，“经济增速放缓—家庭工资性收入下降—企业家精神提高”的传导机制得到验证。列（4）的结果显示，就业意愿与经济增速负相关，说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国民的就业意愿增加。列（5）的结果显示，就业意愿与企业家精神正相关，说明国民就业意愿的提高带动了企业家精神的提高，同时，列（5）经济增速的系数绝对值相较列（1）减小，“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意愿提高—企业家精神提高”的传导机制也得到了验证。

基准估计结果表明经济增速放缓激发了国民的企业家精神，但经济增速放缓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可能还因性别、年龄、户籍以及教育水平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此，这一部分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企业家精神的性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㉜即使在相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由于生理、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男性和女性的创业倾向仍然具有差异。^㉝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男性和女性也可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企业家精神，我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4。列（1）和（2）表明，男性和女性的企业家精神均与经济增速负相关。其中，女性样本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企业家精神被更强烈地激发出来。背后的原因除了男性和女性创业倾向的差异外，还可能与传统认知有关，男性和女性往往在家庭中的分工不同，男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㉞，受经济增速放缓驱使参与创业的动力更大。

对于年龄的异质性，中年群体通过长期的工作生活积累了较高的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等创业者资源禀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也会提升。^㉟相比之下，青年人偏好风险，创业感知能力和意愿较强。另外，中年人因拥有较高的财富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从而在抵御经济冲击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表4列（3）和（4）表明，在青年和中年样本，经济增速与企业家精神均负相关，其中，中年人样本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青年人的企业家精神更容易被激发出来。

在外部需求收缩的背景下，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企业受到更大的影响。一些低技能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不得不返乡，他们在务工中积累的收入和工作经验，可能成为创业的资金和人力资本储备^㊱，回乡创业的倾向提高。这意味着，经济增速放缓后，农村户籍人口参与创业的概率可能更大。在表5列（1）和（2），农村和城市样本的经济增速系数均为负，但是城市样本并不显著，说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农村户籍群体的企业家精神被更强烈地激发出来。

我们还考虑了有无本地户籍的差异性，表5列（3）和（4）的结果表明，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速负相关，其中，针对本地人口的估计系数显著，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本地人口具有更强的创业倾向，这和以往的文献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㊲原因可能是，户籍限制使得本地人口的创业便利程度相对更高，本地人口在经济和社会资本方面也可能更具有优势。

学历水平高的群体具有克服市场不确定性的潜在能力，丰富的技能和经验也为他们的创业提供了保障。^㊳然而，学历水平高的群体也更有能力规避经济增速放缓的冲击^㊴，对于风险高的创业行为可能更加厌恶和谨慎，且其预期工作福利较高，创业的机会成本较大，这都抑制了高学历背景群体的企业家精神。在表6列（1）—（3），大专及以下样本的经济增速系数为负，大学本科及以上样本的经济增速系数为正，其中，仅初中及以下样本的系数显著。这说明，低学历水平群体的创业行为是逆经济周期的，而高教育水平群体的创业行为往往是顺经济周期的。在经济增速放缓时，低教育水平群体受到的影响更大，也更可能显现出企业家精神并参与创业。

结婚和生育意味着角色身份的转变，不同的角色身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经济压力，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认知因素^㊵，决定了创业的动机、意愿以及感知能力。表7列（1）和（2）的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已婚样本表现出更强的企业家精神，可能是因为已婚人群承受了更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家庭成员，他们具有更高的劳动参与意愿，创业动机更强。列（3）和（4）的结果显示，未育样本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速正相关，但不显著，已育样本的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速显著负相关，说明经济增速放缓时，沉重的家庭责任和经济压力促进了创业行为。

劳动力市场上的颜值价值已得到了众多研究的验证^㊶，高颜值者在工作中更易受到青睐和优待，在经济增速放缓时，高颜值群体可能更易维持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表8列（1）和（2），经济增速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在列（3）和（4），男性和女性的经济增速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增速放缓激发了低颜值群体的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低颜值男性群体。

在中国，工作单位的差异意味着稳定性的差别，且不同的工作经历形成了国民在工作经验和创业资本方面的差异。本文还考察了个体工作背景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一般来讲，拥有“铁饭碗”国民的创业机会成本更高，且稳定的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经济冲击，他们的创业行为往往表现出顺经济周期。从表9列（2）可以看到，在上一期拥有在国有企业背景的样本中，经济增速与企业家精神正相关，而从列（1）、列（3）和列（4）可以看到，在上一期在行政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商/港澳台企业等工作的样本，经济增速与企业家精神负相关。其中，仅有上一期在外商/港澳台企业工作样本的系数显著，说明在经济增速放缓时，上一期在外商/港澳台企业工作的国民，企业家精神被激发出来。

根据以往文献，创业一般有两种类型的动机，一是“机会型”创业，另一个是“必要型”创业。^㊷前者是指个体看到了商机后开始创业，后者是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其他选择时的被动决定。^㊸本文借鉴以往文献，按照前一期就业状态识别两者，未就业为“必要型”样本，就业为“机会型”样本。^㊹在表10列（1）和（2）中，“必要型”样本的经济增速系数显著为负，而“机会型”样本的经济增速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经济增速放缓更多地是促进了被动和“必要型”的创业，而不是主动和“机会型”的创业。

从这些结果中，我们有三点总结：一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性群体（如农村户籍、低学历、青年、低颜值等），可能加入创业的行列；二是，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需要承担更多经济负担的群体（如男性、已婚、已育等），也可能加入创业的行列；三是，综合来看，经济增速放缓更多地是刺激了被动和“必要型”的创业，而不是主动和“机会型”的创业。

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更换新的工具变量，再对样本进行调整，进行稳健性检验。

我们在这里引入各地港口距离与实际汇率指数的交乘项作为新的工具变量。就相关性而言，港口距离是决定省份区位优势的重要条件，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将两者交乘生成一个时变变量。就外生性而言，港口距离是地理条件，外生于模型设定。相应的估计结果见表11，在加入控制变量和省份及年份固定效应后，经济增速的估计系数保持显著为负，再次表明，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企业家精神被激发出来。

本文采用出口增速作为工具变量，从而剥离出中国经济增长变化的外生部分，但考虑到在外需冲击导致出口贸易下降时，可贸易部门（制造业和采矿业）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首当其冲。^㊻为了检验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从样本中剔除了在可贸易部门工作的个体及其家庭成员，估计结果见表12。在加入控制变量和省份及年份固定效应后，经济增速的系数显著为负，与基准结果一致。

本文基于2010—2018年5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缓解内生性的基础上，就经济增速放缓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速与企业家精神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经济增速放缓将倒逼和刺激国民企业家精神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提出，给出了一个学理性的依据。企业家精神的萌发、催生和扩散，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针对传导机制所做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速放缓使得家庭的工资性收入下降，受雇工作的回报下降使得国民创业的机会成本降低，国民创业的积极性提高；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国民个体及家庭的经济负担加重，不得不增加劳动参与，较高的就业意愿带动创业倾向的提升。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速放缓对国民企业家精神的刺激存在异质性，男性、农村户籍人口、低学历、青年、已婚已育、低颜值群体等表现出较强的企业家精神。另外，经济增速放缓更多地刺激了被动和“必要型”的创业，而不是主动和“机会型”的创业。本文还通过更换新的工具变量以及样本调整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估计一致。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一是，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恰逢其时，要做好政策配套。各地要加大对于创业的政策扶持，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国民的企业家精神，释放市场蕴藏的活力。二是，对于国民的创业行为要因势利导。各地要贯彻和落实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进一步提高和强化创业活动的质量，激发主动和“机会型”创业，培育优秀的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才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三是，对于经济增速放缓对国民就业的影响给予关注。经济增速下行导致国民的经济压力加大，特别是对于农村户籍、低学历、青年等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群体的影响较大，有必要出台适当的就业和生活保障政策，让他们有机会从被动和“必要型”创业走向主动和“机会型”创业，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