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工业文明下的黑色发展体系，不仅产生了自然异化、而且还产生了人和社会的物化与异化，由此必然会引发各种收入差距与社会不公平等不包容问题，以及环境透支和生态赤字等生态经济问题。具体来说，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非包容性与非绿色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问题呈现扩大趋势，且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对发达国家更为突出。从基尼系数来看，据WIND数据库反映，亚非拉地区基尼系数明显高于欧美地区，表明欠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1990年以来，金砖五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愈发严峻，其中南非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最为突出，2012年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已达0.73。这表明后发国家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应格外注重包容性问题。在收入份额方面，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据WIND数据库，最富裕的前1%人口的税前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18%，处于收入水平前10%人口的收入份额约为后50%人口的5.5倍，且所占份额呈小幅上涨态势，表明目前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缓解。特别是，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地区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对其他地区更为严峻。其中，2017年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前1%人口的税前收入份额达到28.8%；大洋洲与非洲地区紧随其后，所占份额分别为20.6%与19%。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比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较发达国家更为严峻，其中南非与印度的恶化速率最高，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7%与4.82%，由此看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更应注重发展的包容性。另一方面，生态资源环境趋于恶化。工业文明与利润至上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带来了生态环境恶化的巨大压力。1990—2016年，世界平均森林覆盖率下降了约2.87%，且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巴西与印尼的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二十余年间分别下降了约9.73%、23.22%（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此外，世界范围内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的逐年下降态势，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与废水排放量的逐年攀升，表明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不断趋于恶化。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非包容性与非绿色化问题，以及工业文明下自然、人和社会异化问题的丛林制约，导致了一系列有经济增长但不能改善民生福利的“增长困境”。

中国在粗放型高速增长方式驱动下，也引发了一系社会不包容与生态环境恶化等突出问题。据WIND数据库统计，1990—2017年中国税前收入基尼系数约上涨了31.7%，其上涨速率还快于比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此期间，中国前10%人口与后50%人口收入份额之比变动趋势也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2.75%。从生态环境的透支来看，据中经网数据库分析，2000—2017年中国工业固定废物与废水排放量变动趋势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另据水利部对全国700余条河流水资源质量的评估，结果显示：水质为Ⅳ—Ⅴ类河长的比例占46.5%；严重污染、水质劣Ⅴ类的河长的比例为10.6%，并且，中国水污染出现了不断蔓延与渗透态势。

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包容性”不强和“绿色化”缺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失序、生态发展失误三大问题，其根源在于资本利润主导下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存在制约与短板束缚。因此，在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平衡发展规律，着力完善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新战略的制度体系，以纠正经济系统的非包容性、非绿色发展即狭义失衡现象，并克服自然、经济和社会的非包容性、非绿色增长即广义失衡现象，从而实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包容性绿色发展，这是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及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所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课题。

包容性绿色发展虽然是最近出现的合成范畴，但不同时期的经济理论对包容性绿色发展议题，都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和探索。

古典政治经济学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与发展初期特征，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以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对立统一问题，强调要注意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性和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的统一性。例如，配第首先意识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要受到自然条件制约，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经典论断。马尔萨斯研究了人口与土地、粮食之关系，提出了“资源绝对稀缺论”，并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比例协调性，强调有必要把生产能力与分配方式相结合来保证财富的持续增长。李嘉图以阶级利益对立为出发点，不仅提出了“资源相对稀缺论”，还侧重从调整分配关系层面，研究驱动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基础问题。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增大的，但实现社会财富增长应注意人与自然之间和各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这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提供了朴素的理论阐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引起异化劳动和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使用和剥夺问题。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研究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起源和本质特征，阐述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运动，指出未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这表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必须通过财产制度的根本变革，消除产生异化劳动的私有财产制度，才能奠定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还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规律作用下，资本主义私人雇佣劳动制度下必然产生异化劳动问题、社会再生产各种比例关系的破坏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能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发展的。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地阐明了生态自然思想。他们认为，人和自然既是对象化关系，也是一体化关系，人类必须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理论旨归，在剖析缺乏生态性和人道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必须通过自我克制和适度消费来缓和自然与人的对立，并提出了消除生态环境危机的伟大设想：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②这表明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类社会应探索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即包容性绿色发展方式。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与路径选择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探索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性与包容性问题，深刻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农、轻、重之间的关系问题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协调均衡发展问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还强调需要通过统筹兼顾、生产力区域合理布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步走”、科技兴国、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驱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科学探讨了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应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另一方面，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可见，如何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鲜明特征之一。

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引起了收入差距扩大、环境透支和生态赤字等“增长困境”问题，由此引发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环境生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关注与研究，并产生了相应的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发展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各种新增长理论，探讨了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因素对驱动稳态均衡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贡献，但没有探讨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动力，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诺斯、阿西莫格鲁等发展经济学家，结合经济史实，将制度与结构变迁引入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框架，提出了更为现实化的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强调有效的经济制度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诱因。诺斯、托马斯等新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通过经济史的“新解”研究，发现“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③，认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组织通过制度安排和确立所有权激励个体的经济努力转变为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④。阿西莫格鲁等以政治权力为纽带，提出了制度分析框架以此解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并指出要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依托包容性制度。^⑤对经济增长制度动力源的研究，为推动经济包容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参考。但我们认为，对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应侧重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以优化收入分配和生态环境，去寻找契合包容性绿色发展要求的理论阐释。

就经济增长和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库兹涅茨1955年提出倒U型曲线，依据经验和推测，分析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罗宾逊、卡尔多和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把收入分配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收入分配和资本形成及经济增长的关系。巴兰、普雷维什、阿明、基哈诺等人提出的依附论与不平等交换、边缘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与发展困境进行了具有结构性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解读。20世纪70年代，Adelman等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穷人的“向下涓滴”效应影响不显著，反而对中产阶级和富人产生了积极的“向上涓敛”效应。^⑥为此，他强调经济发展不仅包含了增长，而且还应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近年来，Ali、阿马蒂亚·森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从社会公平发展出发，聚焦包容性增长以及制度创新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研究，并强调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涵。^⑦此外，有学者还关注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关联研究，如Alesina和Rodkik构建了考虑公共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是劳动和资本禀赋相对份额这一主要分配变量。^⑧这种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为基础来探讨如何优化发展目标，既开启了包容性增长与发展问题研究之先河，也由此产生了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理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工业化黑色生产体系的快速推进，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困扰。由此引发了一些西方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并产生了生态经济学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从生态经济学来看，肯尼斯·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从经济发展视角系统研究经济增长和地球容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概念。^⑨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否等同的问题。1972年德内拉·梅多斯等著的《增长的极限》，对地球生态系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系统定量研究，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直接的关系，开创了可持续发展研究。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⑩在此基础上，Kaivo-Oja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是由经济、生态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构成。^⑪为了准确反映可持续发展理念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生态改善的综合性发展要求，许多学者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中，探索了纳入财富分配、生态代价的社会财富思想观念和评价体系，如Arrow等建立了一个评估经济增长与代际福利可持续性两者兼容程度的理论框架及相应的测度方法，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评估的对象从以收入增长为主的流量概念转型为以财富积累为代表的存量概念。^⑫总之，随着生态经济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不断深入的研究，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中的环境、资源问题，提出了“绿色经济”一词，进而提出绿色发展概念，并形成以探讨绿色发展为主体的绿色发展经济学，为我们研究包容性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包容性绿色发展是由包容性增长或发展和绿色发展合成而产生的新范畴，只有在理解包容性增长或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内涵与外延。

从包容性发展来看，其理念的提出源于贫困、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成为最为关注的尖锐问题这一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虽然降低了绝对贫困，但是居民生活标准、收入分配并未随着GDP增长而同步提升与改善。在此背景下，亚洲开发银行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⑬。2010年9月胡锦涛同志首次公开倡导“包容性增长”，并阐述了中国对包容性发展的看法与实践。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G20峰会上再次强调，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目前，包容性发展理念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共识。

何谓包容性增长或发展？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包容性增长是注重机会平等的增长，即贫困人口应公平地享有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参与经济发展的权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并避免面临社会歧视、体制障碍和权利缺失。^⑭亚洲开发银行没有寻求一个量化的包容性增长，这显然是一个主要的缺点，但它确实捕捉到了包容性发展的核心，那就是发展必须是公平的和可持续的。从国外研究文献来看，国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多数学者是从机会平等的角度来界定包容性增长，如Ali和Zhuang认为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机会均等的增长，人人都享有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并且可以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⑮也有学者从益贫、扩大经济机会和分享增长成果上去认识包容性增长，如Birdsall、Besley和Persson认为包容性发展是益贫式增长。^⑯Chatterjee认为包容性增长是致力于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现象增长的过程。^⑰Ianchovichina和Lundstrom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是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具有广泛基础的经济部门，能够创造出大量就业就会，并且减少贫困的增长模式，并认为包容性增长既强调增长，也强调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⑱

从国内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的内涵外延及特征，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的分析与界定。如范永忠和范龙昌认为包容性增长涉及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强调经济增长是讲效率和有效益的；二是包容，强调的是合理、公平、平等与和谐。^⑲张玲从需要协调的基本关系角度去认识包容性增长，认为包容性增长是对中国模式的单边性增长的辨证施治，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协调好消费（分配）与生产（投资），尤其是劳动与资本、民生与国计、公共服务与政府税收等基本关系^⑳；周小亮认为，包容性发展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平等的发展权利、机会和增长成果的增长方式。从内涵上说，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和福利普惠是包容性发展的基本要义；从发展模式上，包容性增长是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种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㉑；陈义国和陈甬军从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去认识包容性增长或发展，认为包容性增长作为21世纪最新的经济发展理念，除了要求缩小收入差距外，还要求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机会。^㉒

绿色发展是在由于经济增长中引发了资源耗竭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而产生的新发展理念。Pearce等最早提出绿色经济概念，认为它是一种在自然环境与人类承受范围之内的，不因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破坏、资源耗竭和社会分裂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㉓2005年，第五届亚太地区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首次提出绿色增长概念，强调绿色经济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中国政府多年来致力于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特别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催化下世界绿色浪潮的新形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世界绿色发展大趋势，提出了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绿色发展写入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㉔

绿色发展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由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提出，其定义为“强调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进步与增长方式，用以促进低碳、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发展”^㉕。经合组织（OECD）在 2011 年发表的《迈向绿色增长》报告中，将绿色增长的定义进一步完善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确保自然资产能继续提供人类福祉所需的资源和环境服务”^㉖。国外学者对绿色增长或发展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Glemarec等认为绿色增长或发展是一种与“关注增长型发展”“弹性增长发展”“面向贫困人口的增长发展”并列的四种区域发展模式之一。^㉗Dinda认为，绿色增长追求经济增长、污染减少、废弃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的同步实现，以及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㉘上述各方对于绿色增长的阐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将绿色增长作为一种增长的表现形式，认为绿色增长产生在以绿色产品、绿色企业和绿色产业为主导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即将绿色增长理解为经济体达到较高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结果。另一类理解则将绿色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手段，认为经济增长绿色化的核心要义是将环境因素等自然条件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性因素，而非传统经济理论所认为的制约性因素。

随着包容性发展与绿色发展的推进，世界各国强烈认识到未来应该走绿色、包容和可持续经济发展之路。于是，以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综合体形式而形成的包容性绿色发展开始进入国际视野并已达成国际共识。为此，2012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包容性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之路》中指出：包容、高效、可负担的绿色增长对保持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12年“里约+20”峰会后首次提出包容性绿色增长或发展概念，其目的在于将绿色增长、包容性增长与世界利益密切联系。2016年3月，联合国明确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包容性绿色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逐步在多个国家推广实施。^㉙可见，包容性绿色发展将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和人文关怀的新可持续发展理念。

包容性绿色增长或发展属于一种新的发展概念，目前国外学界虽有探索性研究，但关于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定义还没有完全统一。World Bank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注重包容性增长和绿色增长的可持续发展。^㉚Slingerland和Kessler指出，包容性绿色增长必须同时考虑绿色和包容性问题，以此实现增加社会福利的目的。^㉛Bouma和Berkhout强调包容性绿色增长要权衡经济增长、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尤其是要解决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既要促进当代人福利增长也要和兼顾后代人福利的增长。^㉜国内学界关于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内涵界定仍然十分缺乏，具有代表性观点的主要有：杨雪星基于绿色经济与包容性经济的理论内涵，认为包容性绿色经济增长注重包容、效率和可持续，通过绿色技术来投资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㉝郑长德认为，包容性绿色增长是对包容性增长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其核心内容不仅涵盖包容性增长，还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㉞

综合所述，我们认为，包容性绿色发展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和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是通过变革、优化生产方式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三大系统协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具体形式。包容性绿色发展追求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环境的内在一致性，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高质量同步发展。包容性绿色发展相对于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而言，它拥有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财富系统与发展观念的变革是其逻辑起点，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系统的协调变革是其制度系统保障，增长与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是其突出特征，经济增长、包容共享、生态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是其内在要求，发展过程与发展成果的全民平等参与共享是其价值取向，经济、社会与自然三大系统的全面协同可持续发展是其目标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把握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动力以及未来发展的内在规定性，也体现出中国未来发展趋势性、规律性与人民美好愿景的有机结合。因此，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可以有效贯彻、落实“两山理论”“美丽中国”“健康中国”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发展理念与思想。

推进包容性绿色发展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手段与途径，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离不开经济活动中制度体系的支撑与驱动。马克思在分析经济运行的本质与规律时，总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的背景来分析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并把经济制度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探究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之间正反作用的内在联系。^㉟

因此，有关如何驱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问题的求解研究，必须将社会生产力与发展方式转型和相应的制度体系变革有机统一起来，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来看，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包容性绿色发展，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大逻辑、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时代背景要求，探索如何通过变革发展观念、优化生产方式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化解增长驱动型发展模式下所引起的各种发展结构失衡矛盾，从而纠正自然、经济和社会的非包容性非绿色增长，即广义失衡问题；同时，驱动经济发展新动力，优化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纠正狭义经济结构失衡，由此提高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实现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提高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实现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发展；提高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由此驱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包容性绿色发展，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如图1所示）。

图  1  制度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中心问题图

依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形态理论的经典性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㊱同时，依据诺斯的深受马克思影响的由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组成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推论：求解包容性绿色发展中心问题的基础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构筑有效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

那么，如何构筑能够有效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以及由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或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所构成的制度结构之间存在互补、替代和冲突之关系，同时，结合制度体系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中心问题，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方向与目标任务，我们认为：

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首先应遵循经济规律，推动经济平衡发展。在微观层面，需要研究并遵循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约束下，作为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的趋利行为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规律，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再生产与资本积累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相统一的规律等。在市场层面，应遵循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价值规律，完善市场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市场机制。在社会宏观层面，应遵循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形式产生的基本经济规律，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在此基础上，遵循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按比例发展规律、生产的技术与平衡规律^㊲，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各类社会发展规划制度，努力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在使用价值和价值结构上保持动态综合平衡。

其次，应实现遵循社会规律，推动包容性发展。兰格教授依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形态理论，指出：“一个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它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相互调节靠社会学的第一和第二规律维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之间必须相互适应的规律，以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须适应的规律”^㊳。推动包容性经济发展遵循的社会规律，就是协调社会结构平衡有序发展的社会规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此外，还应遵循促进社会组织、管理、协调、保障等方面和谐发展规律。遵循社会和谐发展规律，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把人民群众既视为发展的主体，又作为发展的目的，与此同时，必须完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协调机制，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消除“社会排斥”并修复社会断裂。

再次，应实现遵循自然规律，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的关系要受到热力学第一和第二规律的约束。这两条规律揭示：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环境作为吸收废弃物并加以循环再生利用的场所就必不可少，因此，通过将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连接并建立一个开放的系统，从而避免封闭系统的熵增加。^㊴要实现经济—环境这一开放大系统的有序平衡发展，则要求经济发展应遵循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客观自然规律，高度意识到人类源于自然，从属于自然，依存于自然，又受制于自然。要实现遵循自然规律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则必须构筑并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解决生态问题“需要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生产方式组合形成的社会制度”^㊵。

最后，遵循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规律，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自然、商品、知识三维民生财富系统和谐发展观。新时代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全面求解，要求经济发展不能只停留于单纯商品物质财富的增长上，而必须遵循经济、社会、自然相互协调发展规律，探索能够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的共同富裕发展路径。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变革道义规则和风俗等内在制度所主导的传统财富发展观，塑造有利于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新型财富发展观。如何变革传统财富发展观？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资本社会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劳动的社会价值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生产与实现等矛盾的反思，以及通过对资本主导下谋求单一商品货币财富快速增长理念的反思，建立以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由商品财富、自然财富和知识财富构成的能够创造出满足人类生存、享受和发展等民生需求的三维财富系统。^㊶基于合理引导三维民生新财富结构系统和谐发展观，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性、包容性和绿色可持续性，进而有效求解新时代下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民生财富系统与单维的商品财富存在明显的差异，即民生财富系统是具有阶段对立性和全局统一性的复杂系统。^㊷要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则必须实现自然、商品和知识三维民生财富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促进三维民生财富系统量与质的持续协同发展，最终实现“社会全面需求”与“财富结构限制”的动态平衡。因此，就创新财富发展观念这一内在制度或非正式规则而言，要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则应遵循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规律，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自然、商品、知识三维民生财富系统和谐发展观，为包容性绿色发展塑造新的价值观念导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主线是对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唯物历史分析。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其实质是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以谋求一种能够协调自然、社会与人类之间，以及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的新型发展方式。其过程既有发展动力的转换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其结构的优化，也有社会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变革。因此，对包容性绿色发展问题的求解，既要从社会生产力层面去分析其物质基础，还必须从社会生产关系层面去分析如何优化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基于唯物史观分析如何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则从根本上来说，还在于遵循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规律。因此，构筑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应以优化生产方式为逻辑基础。

就中国而言，既要依照生产方式变化发展的特征、趋势及规律，也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关系基本理论，并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去研究中国如何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夯实有利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此，一方面，需要结合中国生态资源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人口与劳动力的结构与变化，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及其结构变化，以及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与神经技术、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等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生产劳动方式和生产社会形式的变革，来研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结构的特征、变化态势及规律，并探索如何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需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构失衡、财产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不包容与绿色缺失问题，去探索有效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最后，还必须结合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程度与社会生产力的主体性特征，去探索既能够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又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社会经济结构分析框架，基于生产关系的总和及其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规律，去研究如何完善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知，经济制度是一定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该社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并体现和反映这个社会基本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由此看来，我们要坚持与完善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要弄清楚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将会给社会基本生产关系带来哪些新变化，并对调整社会基本生产关系提出什么新要求，也要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总和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基本经济制度之间的相互耦合、相互匹配和相互协调。那么，如何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

首先，应坚持、完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夯实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核心与根本性基本经济制度。其一，生产关系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中的核心与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性质是由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因此，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前提是坚持完善这一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即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二，驱动包容性绿色增长，既要充分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劳动创造性，提高全员创新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也要避免民生事业的有效供给不足和私有经济利润驱动下对生态资源环境的掠夺型开发与使用，还要确保经济发展不同经济主体的权利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与福利普惠。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才能确保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激发各市场主体的创造性，从而形成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有效保障民生事业发展，克服私有利润驱动下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各个负外部经济问题，保证经济包容、绿色持续发展，进而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稳步前行。其三，应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完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社会所有制性质与特征的体现及其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是通过不同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而反映出来。如，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的属性与特征，是通过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贫富两极分化规律等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而体现，同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也决定了上述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要完善公有制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则必须既要遵循价值规律、利己利他双性经济人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趋利行为规律等体现市场经济属性与特征的经济运行规律，更要遵循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下产生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中的按比例发展规律、生产的技术与平衡规律等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与特征的经济运行规律，并不断扩大、优化这些经济运行规律发挥作用的经济与制度环境，限制和消除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贫富两极分化规律等体现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与特征的经济与制度环境。其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的基础与方向保障。一方面，应加深对两个“毫不动摇”之间依赖性的认识。既要认识到社会潜在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不同经济主体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有效激励、以及市场经济下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巩固与发展是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活跃与发展；也要充分认识，由于外国资本的竞争与排挤、非公有制经济外部经营环境与条件的改善、竞争与垄断市场结构的变化等因素，决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占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的支持与扶持。另一方面，应深化改革，既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的“五力”；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新型公私混合经济形式，改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公共政策体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其次，应坚持、完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分配制度，建设有助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相兼容的收入分配体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论》理论部分的总结，科学地概括了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了一定社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它由生产关系产生并与之相适应。从马克思对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概括来看，一方面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即具有一定历史性质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条件的社会性质”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也就决定了相应的分配结构；另一方面，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总和的重要组成，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反面。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与完善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属性的分配关系或分配制度，既要以坚持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为前提；也要把分配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或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只有把坚持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完整地体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分配制度的主体是按资分配，贯彻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分配规则。在此分配制度和剩余价值规律的驱动下，必然造成劳资对立和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并引发对生态环境资源的掠夺型使用，从而引发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异化或不包容与绿色缺失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下，只有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才能既有利于体现多劳多得原则，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又有利于贯彻权利、机会、劳动和报酬平等法则，构建效率与公平相兼容的收入分配体系。进而充分激发全体劳动者与各类要素主体的积极性，让各类生产要素的创造力充分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资源都得到有效利用，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和发展基本分配制度，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第一，需要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方式与实现机制，坚持多劳多得，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劳动力产权与劳动报酬制度，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在公有制经济中激发劳动者积极性、鼓励劳动创造的作用。第二，需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公平产权制度，完善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努力拓展劳动者多元收入渠道，培育共同富裕新机制。第三，需要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模式，实现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信息的充分互利共享，着力提升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处于管理者和主体地位；积极探索微观经济主体共享经济实现形式，构建劳资两利的生产制度结构与共享利润分配制度。第四，需要健全社会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采取要素产权和再分配调节双重措施促进公平分配。

最后，应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以驱动包容性发展为价值导向的宏观调节制度系统。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因此，完善作为生产关系总和意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应该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有机统一起来进行辩证思考。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总体分析中，不仅对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的内部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且还对社会运动的整体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系统阐述，所以，完善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必须体现不同时期的根本社会制度属性和上层建筑特征。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中，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是与市场结构特征以及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密切相关，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要素定价机制决定了不同经济主体的初次分配关系。正因如此，西方经济理论将市场经济下的要素定价理论和分配理论合二为一。然而，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定价等机制也是和私有制关系及其由此决定的基本分配制度紧密相连，并要受到不同性质的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当今，在混合经济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主导性所有制关系与分配关系属性，并接受体现上层建筑属性的国家宏观调控之特征，显得更加突出。由此看来，在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中，一方面市场经济是实现基本经济制度属性的载体，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必须和所有制及其分配关系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所以，现实中没有脱离具体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

正因如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和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与分配关系紧密结合，体制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这个层面而言，有必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要依据不同的时空环境，科学界定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不同定位、范围及实现形式，坚持将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在重要战略和民生资源配置中的导向性作用有机统一起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制度优势，并确保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与绿色化方向。此外，从驱动包容性发展角度来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级政府部门还必须科学把握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化大生产规律和国民经济发展中技术与经济平衡发展规律，科学认知经济规律系统、社会规律系统、自然发展规律系统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结合社会经济运行的状况与发展态势，统筹谋划并构建有利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并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制度属性与要求的重大发展战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金融宏观调控、政府公共治理等宏观调节制度系统。因此，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就必然内涵了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既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发展市场经济结构及其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以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高效公平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均衡稳定增长。

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完整制度体系而言，我们认为，既要通过转变发展观念与构筑、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确立并夯实包容性发展的价值导向与制度基础，也需要改革、完善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各项关键性体制机制，以构建有利于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实施机制与体制保障。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结构性问题不仅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而且引发中国经济发展各类平衡问题和经济发展质量问题，所以，推动包容性发展，其核心是如何化解结构性问题。为此，我们要构建有利于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实施机制与体制保障，则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驱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升级的关键性体制机制，重构经济系统内部以及经济、社会和自然各系统之间的平衡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包容性绿色发展。

首先，需要完善要素定价机制，通过理顺要素价格扭曲以破解经济结构难题。中国经济结构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包容性、绿色化缺失问题的形成，既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原因，也有历史、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原因。但从市场经济体制来看，由于要素定价机制不完善而产生的要素价格扭曲则是一个重要的内生因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自身存在的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因素，会形成一定程度的要素价格扭曲，另一方面，由于要素定价背后政治权力与利益集团的黏附和干涉，也会扩大放大要素价格扭曲问题。在中国政府驱动型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源于税收、晋升和寻租等方面的激励，以及偏向性政策干预等非市场因素的交融作用，既导致了要素价格偏离其实际价值的绝对要素价格扭曲，也产生了要素价格比值或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或地区之间价格的比值不相等的相对要素价格扭曲。绝对要素价格扭曲导致要素价格不能反映生产要素的真实价值，从而导致相对价格较低的资源被过度使用，而相对价格较高的资源被闲置。无论是资源的过度使用还是资源的闲置，都是对要素禀赋结构的偏离，既导致要素资源错配与低效利用，也不利于要素在产业与区域之间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进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相对要素价格扭曲则通过改变产业与区域之间的产值比例及其内部的劳动生产率，导致要素再生产偏离最优路径，引起资源错配与创新抑制效应，进而阻碍产业与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结合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和加快要素市场改革的目标要求，目前我们要破解因要素价格扭曲而引起的结构性难题，进而推动结构优化基础上的包容性绿色发展，则必须在厘清政府与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辩证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放宽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和政策限制、促进国有土地市场配置范围、拓展集体土地市场的途径、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完善股票市场基础性制度等改革措施，加快建设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规则和秩序，着力解决政府过度干预以及监管不到位问题，进而为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完善要素定价机制和公平竞争制度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坚持、完善主要由市场起决定作用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并把它作为完善要素定价机制的常态和普遍机制，以此为准则，不断改进政府对要素价格的管理和监管，进而理顺要素相对价格关系，消除政府过度或不当干预下的绝对和相对要素价格扭曲问题。最后，应通过实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适当调整引发要素价格扭曲、经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发展包容性与绿色化弱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进而逐渐缩小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完善要素市场定价机制、理顺要素价格扭曲、破解经济结构性问题、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奠定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

其次，需要完善包容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发展新动能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同时，拓展科技知识创造者与实践应用者的财富发展空间，实现所有群体都能参与创新型经济活动并合理分享创新型增长成果。通过遵循科技创新规律，扩大基础研究投入总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推动原始创新；健全科技与智库成果产权及定价制度，完善技术、创意等智力要素与金融资本融合发展机制；构建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改革措施，完善推进包容性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既是经济新常态发展逻辑驱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的体制保障，也是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关联产业发展，进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根本体制保障。不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并结合西方技术创新的实践历史，我们需要反思资本主导、利润之上下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产品相对过剩、劳动排斥与环境恶化、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底层难以共享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成果等不包容性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要结合包容性绿色发展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探索如何构建能够促进各方利益兼容与共享的包容性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为此，我们应结合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本质特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创新驱动发展理论为指导，综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共同富裕发展规律的要求，实施包容性创新驱动战略，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拓展广大科技知识创造者及其科技知识实践应用者的财富发展空间，进而实现公平共享导向的包容性经济发展。具体说来，在企业层面，需要依据金字塔底层战略要求，思考既能够开发出有助于提升低收入阶层生活质量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同时又不会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负外部性的技术创新方向与路线选择，为此，应着力改革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优化科技资源分配方式，探索企业包容性技术创新的战略方向、经营方式与收益共享分配模式选择。在科技创新方式选择上，应结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发展多种形式的数字智慧产业、智慧城市、智慧住宅经济新业态，促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智能化技术改造和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效深度融合，拓展科技创新工作者和智能型劳动者的创业就业渠道、致富空间，大力倡导互联网共享经济模式，促进技术进步与劳资兼容发展，构建数字经济形态下资本侵蚀科技劳动者的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力避资本主导下技术进步引发劳动力价值下降与劳动异化等社会排斥问题的发生。在技术转移和科技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应依据促进产业、技术和金融协同创新等实践要求，完善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体制环境，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大力发展各类创业、创投基金，促进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健康发展，完善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大力改善科技中小企业融资体制环境，克服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不包容问题，依据扩大广大科技创新者的知识型资产性收入要求，探索包容性融资市场的价值方向与体制机制。在推进金字塔底层战略与创新创业的人才发现、培育与激励机制方面，应着力消除不包容性创新对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者努力系数所产生的抑制效应，要以形成“公平—效率”新常态关系为目标，从提高创新型劳动者收入角度，改革、完善人才发展机制，构建以科研能力和有效创新成果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与技术创新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科技人才发现、培育与激励政策体系，从而构建有利于以劳动为逻辑的包容性创新科技人才管理体系。

最后，需要优化生态治理和公共民生产品供给体制，通过补短板纠正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人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广义结构失衡，全面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

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生态治理和公共民生产品供给体制的缺陷与不完善，导致了经济发展中诸多人与自然、人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广义结构失衡问题，进而引发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包容性与绿色化的缺失。因此，从广义角度来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包容性绿色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需要优化生态治理和公共民生产品供给体制。

从生态治理来看，其一，我们需要弘扬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遵从自然并顺应法则。在充分认识自然规律并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分析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表现及其制度成因，探讨政府、市场和公众参与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新思路，进而完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特别是，要以生态承载力为基础确定经济发展速度与规模，完善国家发展战略与综合协调机制，实现经济系统的发展和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合理匹配与相互协调。其二，应完善生态资源产权制度，完善生态资源高效利用体制机制。通过健全生态资源产权制度体系，建立反映自然生态成本的价格机制，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定价以反映其真实成本，从经济子系统上降低生产与消费过程对生态子系统形成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实行并不断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构生态治理与绿色发展考核原则、主体、对象、内容、程序、指标等新框架体系，完善生态资源更规范地进入经济市场与更高效利用体制。其三，完善生态资源修复与保护体制机制。应通盘筹划山水林田湖草这一陆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加强对边疆重要生态系统源头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加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生态破坏和污染治理，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构筑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和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制度，健全生态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政策体系，以及从源头预防到责任追究的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从优化公共民生产品供给体制来看，应以形成“公平—效率”新常态关系为目标，以民生资源控制权改革为纽带，通过深化民生保障制度的突破性改革，优化推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公共民生公共体制机制。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活的动力源泉。要推动经济包容性绿色可持续发展，我们应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辩证关系理论，在科学厘清优化政府公共民生供给体制与塑造制度公平动力、提高生产劳动者素质与努力系数、改善居民分配与消费结构、增加社会有效需求水平之间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创新政府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方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唯此，才能充分释放制度公平动力，提高广大生产劳动者的生产努力系数，并改善居民分配、消费结构，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水平，促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劳动人民。为此，其一，需要依据共同富裕发展规律要求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特征，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和劳资关系公共协调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充分、高质量就业促进机制和公平就业政策环境。其二，需要依据构建“学习型社会”的现实需要，推动教育一体化、公平化、普惠化发展，利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创新学习和教育模式，构建开放灵活、具有一定普遍适用性的教育体系，完善公共知识扩散传播机制，提升全体人民接受公共教育和创新与就业的机会与能力。其三，需要完善国民公共健康政策，构建公平、普惠的公共卫生健康服务公共体制，回归公共卫生健康的民生服务定位，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和健康医疗等民生产业发展，化解健康民生公共服务短板问题。其四，需要依据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特征，特别是老龄化趋势，加快完善统筹城乡和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制机制，以及社会公共安全扶助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