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至2020年，城市化率已达到63.9%。城市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腾飞与收入水平提高，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2007），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据了12个。中国日益加重的水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达到50%之后，是水污染危机的高发期。2014年3月14日，国家环保部发布首个全国性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2.8亿居民使用不安全饮用水。根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7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223个地市级行政区的5100个监测点的监测结果发现，中国大约有66%的监测点水质处于较差级以下，水污染治理仍然任重道远。如果城市快速发展的代价是牺牲人类适宜生存的环境，那么城市发展带来的福利改善就会被大大高估。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的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将环境治理工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九大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将污染防治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要求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绿色发展。

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经验也值得借鉴，其中环境规制在处理环境负外部性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①高能耗、高排放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经济浪费和资源无效运用的信号，基于经济激励导向的合理环境规制从较长时期来看会激发创新，提高投入生产率。^①从企业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影响着企业的生产过程、资源配置、资本投资与创新，所以环境规制的增强不仅仅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还影响企业的经济表现。^①合理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竞争力^①，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新一代城市居民在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的同时，对城市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为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政府对造成环境质量恶化的负外部性行为进行合理规制成为必需。那么从城市层面来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劳动力配置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良好的环境规制是否可能提高城市竞争力（对劳动者的吸引力）？这也可以被称为“城市波特假说”，正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

从城市内部来看，城市作为居民生产与生活的场所，一方面，城市产出的提高会带来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升，增加居民效用；另一方面，城市内部环境质量的恶化则会降低城市的生活舒适度，减少居民效用。所以研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的影响也需要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环境规制会通过规制污染部门的排放行为减少城市生产中污染部门的产出，产出的变化会减少劳动者的收入从而降低劳动者效用；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对污染生产的规制降低污染部门的产出，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与生活舒适度，提升劳动者效用。两种效应的综合会决定环境规制对城市内居民效用与城市吸引力的影响。

从整个城市系统来看，城市生活舒适度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其重要性日益增强，宜居性比较高的城市经历了更快的发展。^①许多城市逐渐由生产性城市转化为宜居性城市。如果一个城市环境质量较低，为了补偿劳动者，城市需要提供更高的实际工资。劳动力流动的提高使得中国城市越来越趋向于一个开放统一的城市系统。^①在这种相对开放的城市体系中，劳动者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在考虑实际收入与环境等要素的情况下迁移到合适的城市。所以，基于对收入与环境质量两方面的影响，环境规制在城市劳动力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另外，考虑到劳动者之间的异质性，高低技能劳动力对于环境的偏好程度不同。高技能劳动者更加偏好好的环境，环境质量改善对于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考虑到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更多吸引高技能劳动者等方式影响城市的高低技能劳动者分布即人力资本积累。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高低技能分布又会反过来会影响城市的发展。^①

基于上述分析，与以往侧重于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配置视角出发，对环境规制与城市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结合清洁与污染两部门模型和空间异质性劳动力模型构建理论框架，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在城市内部清洁部门与污染部门之间和在城市之间的配置问题。理论分析表明：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考虑到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城市间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依次为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吸引力的影响，即劳动力的迁入与迁出；同时，因为高低技能劳动力对于环境的偏好差异，高技能劳动力更加偏好高质量环境水平，环境规制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发展。随后，基于中国政府在“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对地方政府下达的化学需氧量（COD）与二氧化硫（SO₂）排放控制计划的实施，本文以此作为准自然实验并结合2005年及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与城市发展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回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使得城市高污染行业从业人员比重显著下降，劳动力由污染部门向清洁部门配置；其次，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质量改善增强了城市吸引力，吸引更多劳动者流入，促进城市规模提高；最后，环境规制通过环境质量改善更加增强了城市对于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流入，提高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促进城市人力资本积累与城市发展。另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对那些高污染行业依赖程度高的城市来说，执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更能够吸引劳动力的流入。所以本文的政策启示为，在现阶段面临严峻环境污染的形势下，城市政府应该实施更加积极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城市走向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类：环境规制与劳动力市场，环境质量与城市发展，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

第一类，环境规制与劳动力市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影响，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意味着额外的成本，因为企业需要将原来用于生产的资源用于污染治理，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可能会下降。然而因为环境规制可能诱发效率提升以及企业内部的资源优化进而提升企业生产力。因为环境规制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再加上企业数据较为完备，大量的研究集中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或者行业的影响，包括企业技术进步、企业迁移等等。^①但如果仅仅关注受规制企业或部门会忽略企业间或部门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探究环境规制的影响。环境规制降低了相关制造业的就业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但是将环境规制的效果仅仅局限于污染行业的研究往往会高估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损失。Yamazaki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提高了总就业人数，因为环境规制促进了创造性破坏，提高了企业技术水平。^①Hafstead & Williams通过建立一个包含清洁与污染两部门的搜寻模型对环境规制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校准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使得污染部门的劳动份额降低与清洁部门的劳动份额增加，但是总产出损失很小。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地区，地区之间的劳动力配置则很少考虑，但是企业层面“波特假设”的研究对于城市层面“波特假设”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第二类，环境质量与劳动力配置。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和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越来越频繁与自由，城市的环境质量渐渐成为劳动者选择工作和生活所在地的重要考虑因素。首先，相关研究探索了居民对于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Ito & Zhang使用中国数据发现居民愿意为降低1微克/立方米的PM10支付1.34美元，愿意为治理淮海取暖政策带来的污染每年支付32.7美元，可以发现环境水平深刻影响着居民的生活。^①其次，有关环境治理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也比较多。孙伟增等考察了空气污染对流动人口就业选址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选址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劳动者受教育水平提高而加剧。^①与本文分析环境规制对于城市发展影响思路类似，Khanna et al. 使用结构模型分析环境质量对于劳动力迁移与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质量变化会导致城市高低技能分布的变化，降低污染可以通过影响城市间劳动力配置影响总福利。^①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质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而对环境规制影响生产活动并且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没有考虑，本文尝试对此做出一定的补充。

第三类，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城市内的劳动力配置决定了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对国家和地区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从短期来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投入促进企业技术的发挥，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创新研发的重要的投入促进技术水平增长。从城市层面来看，城市通过高水平劳动力的外溢使得低水平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①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本的溢出影响其他劳动者的生产力或者工资，另外人力资本与企业家才能非常相关，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显著增加地区企业数目。为了更清晰梳理人力资本影响城市发展这个问题，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人力资本数量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数量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劳动力的集聚会伴随着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工资水平。^①高虹使用1953—1982 年城市人口增长率作为当前人口规模的工具变量对城市规模与城市劳动力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城市规模的扩大显著提高了劳动者收入，而考虑到劳动力之间的异质性，高技能劳动力从城市规模提升中的获益更大。^①第二个维度为人力资本质量，主要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在总劳动力所占的比例，因为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对城市的生产技术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而高技能劳动力对于城市发展的外溢作用更强，所以高技能人才比例越高的城市人力资本质量越高。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研究考虑到异质性劳动者即人力资本质量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Rosenthal & Strange研究了人力资本与集聚的关系，研究发现，集聚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人力资本。^①Davis & Dingel从城市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场所出发，研究城市人力资本外溢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人力资本的积累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才能水平与城市内部所有劳动者的才能水平，城市人力资本质量会通过影响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城市的长期增长。^①Fajgelbaum & Gaubert都发现人力资本质量会通过技术水平正外部性和城市舒适度正外部性促进城市的发展。^①因为城市人力资本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所以将环境规制导致的城市间劳动力重新配置纳入考虑是必要的，这也是本文对于环境规制影响城市发展机制的一个重要补充。

理解劳动力市场与城市经济的相互作用是理解劳动力配置与政策制定的基础。为了更好地评估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也应如此。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1）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就环境规制对劳动力配置进行分析；（2）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劳动力的影响；（3）本文为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估提供一种新视角。通过比较环境规制前后劳动力迁移来分析环境规制的影响，并且实证表明中国城市偏离了最优环境规制强度，也表明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环境政策的必要性，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环境规制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本文结合清洁与污染两部门模型和空间异质性劳动力模型构建理论框架，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在城市内部清洁部门与污染部门之间和在城市之间的配置问题。本文的理论分析首先介绍模型中生产、居民福利以及环境规制的基本设定，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空间一般均衡下的环境规制政策。

在处理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时，本文假定城市劳动力供给即城市劳动力数量给定，以此来分析城市内部不同部门生产的劳动力需求。

城市作为生产的场所，其生产的最终产品在城市之间是自由贸易的，将最终产品的价格标准化为1。其中，最终产品由清洁与污染两种产品生产，最终产品Y的生产函数为：

在此基础上借鉴Behrens et al.（2014）的研究，将清洁和污染两种产品的中间产品种类内生化。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x_c}(\omega )$与${x_d}(\omega )$分别为清洁部门与污染部门的中间产品，$1 + 1/\sigma $为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H_c}$与${H_d}$中间产品种类，由城市内部的高技能劳动力内生决定。

每种中间产品由一个企业家与若干个工人共同生产。高技能劳动者作为企业家，拥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创立并经营企业，雇佣工人生产中间品，以企业利润作为收益。低技能劳动力作为工人则投入相应的劳动。所以高技能劳动者数目决定了中间产品种类。$\sigma $体现了两个部门内部的技术溢出效应，$\sigma $越大该溢出效应越强。

因为本文主要讨论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异质性，所以假设同一城市内部高技能劳动者的企业家才能相同，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每个低技能劳动者供给一单位劳动。此时，同一城市的每种中间品的技术水平相同，为了叙述方便，$\omega $可以省略。中间品生产函数为：

其中$j \in \{ c,d\} $，当j为c时，表示清洁部门，当j为d时，则表示污染部门。$ {\varphi _j} $（其中$j \in \{ c,d\} $）表示城市内部两种中间品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城市的自然条件以及资本投入等因素相关，并且此技术水平为无偏性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对高低技能的促进作用是相同的。${l_j}$为每个企业雇佣工人数量。

那么，将最终产品的价格正则化为1，假设工人工资为${W_j}$，最小化清洁、污染品生产成本可以得到：

这里${L_j}$表示j部门的低技能劳动力总数。可以看出，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可以带来额外的生产收益，而低技能人才的集聚则没有。^①

均衡时，高技能劳动力取得生产利润，低技能劳动力取得工资收入。假设低技能劳动力收入为${w_j}$，两部门产品的价格为${p_j}$，那么：

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等于企业产值减去支付给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差值，即企业利润。假设高技能劳动力收入为${e_j}$，那么：

城市作为生产与生活的场所，污染的过度排放带来的负外部性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为了处理环境与发展的问题，政府对每单位污染中间品收取$\tau $单位的排污税，并且将污染部门的税收收入用于治理环境。排污税（费）的大小代表了环境规制的强度。上述问题转变为：

这里${p_{d0}}$表示污染部门每卖出一单位可以拿到的价格，${p_d}$表示污染产品市场上实际呈现的价格。

假设城市的环境为$s = {{ - }}\xi {Y_D}\varphi (\tau ){\text{ + }}{{\text{s}}_0}$。这里$\xi > 0$表示污染强度即每单位污染产品生产所带来的城市环境质量水平的下降，${s_0}$表示城市外生的环境质量水平。环境规制从两个方面改善环境质量：第一方面环境规制使得污染部门的产出减少，提高了环境质量水平；另一方面环境管制得来的税收用于环境的治理，改善环境质量。在以上假设下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使得税收提高，税收的提高使得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降低污染排放。第二方面的改善直接与环境规制强度$\tau $有关，且$\varphi '(\tau ) < 0$ 。为了简化处理，本文假设$s = s({Y_d},\tau )$，且$\dfrac{{\partial s}}{{\partial {Y_d}}} < 0$，$\dfrac{{\partial s}}{{\partial \tau }} > 0$，即环境质量水平随着污染品生产提高而降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而降低。

因为污染部门需要考虑环境税收的支出，所以污染部门的工资与企业理论分别为：

假设城市内部是一个统一没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高低技能劳动者会在两个部门选择，使得每个劳动者没有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流动，此时两个部门的工资与企业利润相同。由式（9）、式（10），并将最终产品的价格正则化为1，最小化最终产品成本，可得：

城市内部劳动力出清时，所有劳动力都供给在两个部门，城市内部劳动者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令$\lambda {\text{ = }}{L_d}/{L_c}$表示污染部门与清洁部门劳动部分份额之比，根据上述条件得到城市内部市场均衡时劳动力需求可以表示为：

令$C = \dfrac{{\alpha \sigma {{({\varphi _c})}^\alpha }{{({\varphi _d})}^{1 - \alpha }}{\lambda ^{\sigma (1 - \alpha )}}}}{{(1 + \sigma ){{(1 + \lambda )}^\sigma }}}$，C为一个与城市外生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溢出参数和城市高低技能比例相关的量。那么城市内部市场均衡时劳动力需求可以表为

根据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调整过程。无规制的价格${P_{d0}}$给定，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使得最终部门对污染部门产品的需求降低，进而导致污染部门的收益降低，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下降。清洁部门与污染部门的收入差异使得污染部门的劳动者逐渐转移至清洁部门，完成污染生产到清洁生产的转型过程，直至形成新的均衡工资，各类人才的配置出清。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说一。

假说一：由式（11）得，$\dfrac{{\partial \lambda }}{{\partial \tau }} < 0$，也即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城市污染部门的劳动力份额。

上面介绍了城市内部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配置问题，但是环境规制引起的变化会使得劳动者在城市之间流动，进而影响城市劳动力的供给与人力资本。因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使得环境质量改善，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性，增加了劳动者居住在城市的效用。劳动力在包含N个城市的系统中迁移，考虑到中国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假设城市系统总劳动力供给是弹性的，即随着城市效用的提高，会有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这样均衡时城市系统存在一定的保留效用。

对于城市n，假设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在各个城市取得的效用没有差异，假设城市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这里，${P_n}$表示城市的拥挤成本，其表达式为${p_n} = {\bar p_n}{M_n}^\gamma $，也即拥挤成本随着城市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gamma $表示城市拥挤成本与城市总人口的弹性，$\gamma $越大拥挤效应越强。

我们可以把环境理解为城市重要的公共品，影响城市的生活舒适度水平。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环境偏好存在差异，并且高技能劳动力对好的环境的偏好程度更强，所以$\dfrac{{\partial {u_h}}}{{\partial s}} > \dfrac{{\partial {u_l}}}{{\partial s}}$。

由此可以得到劳动力的供给：

那么环境管制时如何影响居民福利的呢？令${H_n},L{}_n$给定，由式（20）、（21）得：

环境规制对于城市之间劳动力配置有着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环境规制使得城市两种劳动力的收入降低，导致居民福利降低；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导致居民福利提升。均衡状态居民福利水平由这两种力量共同决定。环境管制强度对于两种效应都起着重要作用，金碚指出适度合理的规制强度，既要对企业形成约束，又不能超过产业和企业承受能力。^①环境规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也是如此，存在一个最优环境管制强度使得居住在城市的劳动者福利最大。如果环境规制强度较弱，劳动者收入水平虽然有所提高，但是环境质量远低于最优环境管制下环境水平，两者的净效应使得居民存在一定的福利损失。如果环境规制强度过大，劳动者虽然享受较高的环境质量，但是收入水平因此降低过多，两者的净效应使得居民存在一定的福利损失。

假设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假设空间一般均衡时，高低技能劳动力空间的效用分别表示为$ \overline {{V_h}} $和$ \overline {{V_l}} $。

均衡时劳动力供给条件转化为：

结合劳动需求条件式（16）、（17），得到环境规制存在下的空间一般均衡结果并得出相关的理论假说二与假说三。

假说二：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城市中高技能劳动者比例提升。

证明：由式（20）至（23）得：$\ln ({H_n}/{L_n}) = \ln \sigma {\text{ + }}\ln (\overline {{V_l}} /\overline {{V_h}} ) + \ln [{u_h}(s)/{u_l}(s)]$。城市n中，高技能人才比例为${H_n}/{L_n}$，可以得出$\dfrac{{\partial \ln ({H_n}/{L_n})}}{{\partial \tau }} > 0$，所以命题得证。其中的经济学含义比较直接，环境规制促进的环境改善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导致城市高技能劳动力比例提高。

假说三：考虑到环境管制对城市劳动效用两个方面的影响，城市存在最优环境管制强度。当前环境管制强度低于最优环境管制强度时，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使得城市劳动力福利改善吸引劳动流入；反之，当前环境管制强度高于最优环境管制强度时，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使得城市劳动力福利降低挤出劳动力。

证明：由式（16）、（17）、（22）、（23）得到环境规制对空间中劳动力配置的影响：

根据假说二，因为环境管制强度提升使得城市高技能劳动者比例提高，即$\dfrac{1}{{{H_n}}}\dfrac{{\partial {H_n}}}{{\partial \tau }} > \dfrac{1}{{{M_n}}}\dfrac{{\partial {M_n}}}{{\partial \tau }} > \dfrac{1}{{{L_n}}}\dfrac{{\partial {L_n}}}{{\partial \tau }}$，并且因为$\gamma \ll 1$，$\sigma \ll 1$ 得出：

根据式（16）、（17）可以看出，当环境管制强度低于最优环境管制强度时，环境管制强度提高带来的劳动力增长率更大。所以，当经济体环境问题较为严重，也即环境规制仅仅得到大部分居民支持时的强度，即$\dfrac{1}{C}\dfrac{{\partial C}}{{\partial \tau }} \leqslant - \dfrac{1}{{{u_l}(s)}}\dfrac{{\partial {u_l}(s)}}{{\partial \tau }}$。此时，$\dfrac{1}{{{H_n}}}\dfrac{{\partial {H_n}}}{{\partial \tau }} > \dfrac{1}{{{M_n}}}\dfrac{{\partial {M_n}}}{{\partial \tau }} > \dfrac{1}{{{L_n}}}\dfrac{{\partial {L_n}}}{{\partial \tau }}$。环境规制提高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效用。高技能劳动者的效用提高大于$\overline {{V}}_H $，所以吸引新的高技能劳动者进入，高技能劳动者的进入使得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吸引了新的人口流入，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发挥，提高城市生产力，最终形成新的均衡。反之，当环境管制强度高于最优环境管制强度时，$\dfrac{1}{C}\dfrac{{\partial C}}{{\partial \tau }} > - \dfrac{1}{{{u_h}(s)}}\dfrac{{\partial {u_h}(s)}}{{\partial \tau }}$，环境管制强度提高使得高技能人才的福利也受损。那么，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会使得居民的环境收益小于收入降低的损失而福利降低，福利的降低，导致劳动力的流出，降低集聚效应与产出。所以可以根据劳动力流动情况来对中国城市的环境政策进行一定的评估。^①

虽然理论上城市存在一个最优环境管制强度，但是，如何评估一个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是否适当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而对环境水平的偏好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污染行业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环境污染相对更严重，环境管制带来的收入效应和环境改善效应都比较大，所以总的效应也不确定。但是劳动力在城市之间可以自由流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城市选择，使得我们对环境管制的效果进行一定的评估。如果环境管制强度提高使得劳动力流入，则表示环境管制强度偏离了最优环境管制强度，应该继续增加环境管制强度；如果环境管制强度提高使得劳动力流出，则需要降低环境管制强度让经济呈现更强的活力。

为了更好地检验环境规制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环境规制指标的构建是本文实证研究的核心。环境规制实施针对的行为主体不同，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也不同，很难找到一个指标能够精准全面地度量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现有文献中关于它的度量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与污染物相关的一些绝对量指标，如征收的污染税费总额。（2）与污染物相关的相对指标，如企业治污支出占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的比重。（3）与地区或者企业污染治理投资相关的一些指标，如使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除以排污强度替代。（4）环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 ，环境政策立法或环保部门的成立。因为相比较前三种环境规制的度量方法，对于地区层面相对外生的环境政策，可以作为一种准自然实验能在较大程度上克服反向因果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所以本文采用第四种方式来度量环境规制。

使用环境规制政策分析环境规制的影响关键在于环境规制政策的选择。自20世纪70年代末建立环境规制体系以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各项环境治理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前，以GDP为考核目标的官员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去争取更多的资源来发展当地的经济。与此同时，地区环境治理或者污染物排放水平对官员影响比较有限，地方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既不严格又比较随意，所以此前的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度量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直到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中央通过将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确立为约束性指标，并将其完成情况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相挂钩，并首次实行污染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中央政府通过将地方环保指标纳入对地方官员晋升考核的指标体系中，并将污染物减排完成情况与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相挂钩,未能完成目标的官员将会受到行政处分，甚至免职，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地方环境规制的力度。与之前的其他环境规制政策相比，“十一五”规划环境政策的执行较为严格，城市也取得更为显著的污染治理效果，这也是本文选择该政策的重要原因。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采用中央政府在2005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政策中COD和SO₂相对减排目标量的加权平均作为环境规制的度量。采用该指标的好处在于，首先，相比于前三类指标，中央政府层面的法律法规指标更少受地方政府或企业行为的影响，从而能在较大程度上克服反向因果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其次，该环境政策覆盖整个国家，是研究国家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适宜政策。最后，因为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相关，与之前的环境政策相比，该政策的实施情况比较好，真正起到政策规定的约束作用，与其他松弛的环境规制政策相比，该政策也更为合适。因为，本文通过国家层面政策的分解，得到各个城市受到环境规制影响的不同用来度量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具体地，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出台了《“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文件，该规划文件主要关注空气污染中的SO₂和水污染中的COD这两种污染物，并对每个省份具体减排目标做了详细规定。^①在此基础上，环保部又进一步对省内不同城市之间的污染物减排量做出指导性意见，要求每个城市的污染物减排量应根据该城市之前污染物排放占所在省份的比重进行划分。本文关于环境规制的度量数据来源于此，以SO₂和COD这两种污染物的减排目标量作为代理，将省份层面COD和SO₂减排目标总量按照其下辖地级市在该省所占的污染份额进行分解，从而得到地级市层面SO₂和COD的减排目标量。朱平芳等指出，若不加处理地将这两种污染物减排指标放入方程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1）在同一个城市，这两种污染物减排目标可能高度相关，在一个方程中同时包含它们会产生共线性的问题；（2）若将这些指标简单加总，各污染物的计量将难以横向比较。^①为此，我们首先将两种污染物的污染减排目标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赋予两种污染物同等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到本文核心变量−环境规制的度量。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对地级市层面的SO₂和COD去除目标量这两个单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在这里，$Pr{t_{ij}}$表示$i$城市$j$污染物在“十一五”规划中的目标减排量，$\max (Pr{t_{ij}})$和$\min (Pr{t_{ij}})$分别表示$j$污染物在全国所有城市中规制目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Prt_{ij}^s$表示$i$城市$j$污染物标准化后的结果。

然后，对标准化后的SO₂和COD两种污染物减排量赋予相同的权重，由于标准化后的$Prt_{ij}^s$是一个无量纲变量，因此，进行如下的加权平均并得到最终的环境规制强度$Regulatio{n_i}$是有意义的：

本文实证部分所使用的数据主要还来源于如下两个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数据来源于全国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调查及2010年第六次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库。其中普査数据的子样本为国家统计局从全部普查数据中随机抽样得到的0.95‰子样本。小普查数据的子样本是从全部小普查数据抽出的20%的子样本。调查对象为当年居住在大陆地区的自然人。该抽样调查数据所包含的内容有：受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社会保障、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本文研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所关注对象为移民群体。我们将调查数据中样本个体在地级市层面调查所在地和户籍所在地不同的情形，即跨地级市，定义为移民，并进一步计算出城市层面的移民移进率、移出率及净移民率。为了更好研究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本文剔除掉那些不属于劳动力市场的样本，它们包括在校学生和不处于工作年龄的个体（16周岁以下和55周岁以上的女性；16周岁以下和60周岁以上的男性）。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不同技能移民的异质性影响，我们进一步利用普查数据中的受教育程度信息将大专及以上学历个体定义为高技能劳动者，高中学历个体定义为中等技能劳动者，初中及以下学历个体定义为低技能劳动者。除对移民不同技能层次的异质性考察外，我们还关注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程度移民就业的影响。由于本文所使用的环境规制政策是针对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₂）而言的，我们按照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的划分标准，将COD污染最为严重的7个行业和SO₂污染最为严重的6个行业定义为高污染行业^①，并将服务业中那些不排放任何污染物的行业定义为非污染行业。

第二，我们进一步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来控制一些地级市层面的信息，以此来尽可能地减少遗漏变量所造成的回归结果偏误，使得估计系数更为稳健。这些变量包括市人均GDP、人口密度、全市限额以上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中学教师数、小学教师数和医院数。

表1给出了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污染行业从业人员占该城市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高污染行业从业人员比重达到了5%。从高低技能劳动力占比的均值来看，低技能劳动力（高中以下）在中国占比极高，近八成；高技能劳动力仅占样本的8%。从移民的情况来看，移入人口比重的均值达到6%，移出人口比重均值达到9%，净移民比重为−3%。所以平均意义上而言，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是在移出的。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该方法通过在政策实施的时间前后以及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进行双重差分，可以很好地控制回归的内生性问题，这些年来双重差分法在公共政策的评估中有着很高的使用频率。在关注环境规制这一政策时，“十一五”规划中针对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₂）的污染减排政策在各城市之间存在着差异，这为我们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我们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Y_{it}}$表示城市$i$在$t$时期我们关心的劳动力状况变量，具体有高污染行业和非染行业从业人员占该城市所有劳动力的比重，高低技能从业人员占比，城市劳动力流入、劳动力流出以及劳动力净流入占该城市人口比重。核心解释变量$(Regulatio{n_i})$表示每个城市在“十一五”规划中的环境规制强度，它采用上文所提及的COD和SO₂相对减排量的加权平均作为代理，该值越大表明所在的城市所受到的环境规制越强，所以能很好地标识连续分组。$Post2006$为标识城市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政策实施年）前后的虚拟变量；若年份在2006年之前，则$Post2006 = 0$；若年份在2006年之后，则$Post2006 = 1$。由于本文采用的人口普查数据只有2005年和2010年两期，所以$Post2006 = 0$表示2005年，$Post2006 = 1$表示2010年。交互项$Regulatio{n_i} \times Post2006$前面的系数${\;\beta _1}$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参数，它反映了环境规制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因果效应影响。${\delta _i}$代表城市固定效应，它能够控制住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诸如资源禀赋与自然环境禀赋影响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因素。${\varepsilon _{it}}$为随机扰动项。此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可能会影响到因变量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以${X_{it}}$来表示），它们包括代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表征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中学、小学教师数和医院数，以及人口密度和全市限额以上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

环境规制政策会如何影响不同污染程度部门劳动力的配置？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在城市内部的比重以及城市移民率又会如何因环境规制作用强度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本部分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逐步对理论模型部分所提出的这三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我们首先对假说1进行验证，按照COD和SO₂这两种污染物排放程度的不同，将行业分为高污染排放行业和不排放任何污染物的行业，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法分别考察环境规制政策对这两类行业从业人员比重的影响。在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估计时，估计系数如果不进行聚类调整标准误，将会大大地低估计量的标准差，出现政策不存在的情况下凭空估计出显著政策效果的情形。针对这种情况，本文所有的回归结果都在地级市层面进行聚类，将标准误进行调整。表2的（1）和（3）列分别展示了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环境规制政策对高污染行业和非污染行业的从业人员比重的影响，交互项$Regulatio{n_i} \times Post2006$的系数表明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会使得高污染行业从业人员比重显著下降（−0.0476）；不排放污染的行业的从业人员比重上升（0.1065）。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十一五”规划中关于COD和SO₂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计划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对相关污染行业企业的员工雇佣行为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在表2的（2）列和（4）列中，为最大程度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加入更多与结果变量相关的控制变量，它们包括代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表征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中学、小学教师数和医院数，城市人口密度及外商投资额度。此外，我们还控制住城市固定效应，这可以吸收掉那些在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无法观测因素。结果表明，高污染行业和非污染行业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相比较未控制这些变量的时候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系数的显著性程度也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所得结论依然成立。综上所述，我们理论模型部分所提出的假说一得到了验证，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高污染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与此相对应，非污染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得到了提升。

环境规制严格执行所带来的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在提升城市宜居性、增加居住在该城市居民效用水平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不同技能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流动，进而影响城市劳动力的供给结构。理论模型部分的假说二指出环境规制对城市不同技能劳动力存在异质性影响，环境规制促进的环境改善对于高技能劳动力有着更强的吸引力，导致城市高技能劳动力比例提高，相应地低技能劳动力的比例就会降低。表3的回归结果对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中（1）—（2）列的内容展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程度越高，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占比也就越大。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高技能劳动者对环境舒适度的要求更高，对污染更为敏感。环境规制执行越为严格的城市，环境质量提升也越快，从而吸引了更多高技能劳动力迁移到该城市，使得高技能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得到提升。在表3的第（3）—（4）列中，交互项$Regulatio{n_i} \times Post2006$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环境规制挤出了城市低技能劳动力的份额。结合环境规制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异质性影响可以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在挤出低技能劳动力的同时，提高了所在城市高技能劳动力的份额，且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正向作用更大。这使得城市的人口结构得到优化，有助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前文的理论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城市劳动力的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挤出效应”和“引入效应”。“挤出效应”是指环境规制通过限制污染部门企业的污染排放，会降低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和城市产出。“引入效应”则是指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城市环境改善会提高生活在该城市的居民的效用，吸引更多的劳动者进入该城市。在均衡状态下，环境规制导致城市劳动力流动的这一正一负两种效应之和，即城市的净移民率可正可负，它的大小取决于所在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本部分，我们利用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来分析“十一五”规划中的环境规制政策对城市移民率的影响，分析该政策与理论模型部分所提出最优环境规制政策相比，处于什么阶段？表4展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移民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1）—（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城市移民的移进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4）列的结果则显示出环境规制对移民移出率有负向作用，但在控制了固定效应后该作用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假说三中所提及的环境规制也会导致人口流出的设想并未得到验证。其中可能的原因在于，城市劳动力受户籍等因素的制约，迁移到其他城市的成本较高，环境规制并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出。表4的（5）—（6）列则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均衡状态下城市劳动力净移民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净移民率的影响为正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结合假说三的理论模型，这表明了“十一五”规划中针对COD和SO₂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政策还比较弱，并不会对城市带来较大的负面伤害，反而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收益，吸引更多劳动力流入，有利于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不同的城市对于污染行业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那么环境规制对于不同污染行业依赖程度的城市影响有什么不同？接下来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具体地，我们将地级市高污染行业的从业人员占该城市从业人员的比重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在中位数以上的定义为高污染行业依赖程度高的城市，中位数以下的定义为高污染行业依赖程度低的城市，回归结果见表5。比较（1）、（2）列和（3）、（4）列的结果可以发现，环境规制政策主要对高污染依赖程度城市的净移民率产生正向影响，对于低污染依赖程度的城市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对于那些高污染行业依赖程度高的城市来说，执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更能够吸引劳动力的流入，改善城市福利水平。这也说明在当前阶段，在污染程度更严重的城市实施更加积极的环境政策是有必要的。

改善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如何在发展中寻找环境与生产的平衡是环境规制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事情。为了应对环境问题的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城市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的，本文创新性地将城市层面的“波特假说”纳入分析，从劳动力配置角度探究了环境规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本文首先在结合清洁、污染两部门模型和异质性劳动力下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来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内部劳动力在清洁部门与污染部门配置的影响，以及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之间的配置问题。理论分析表明，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考虑到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城市间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吸引力的影响，即劳动力的迁入与迁出；同时，因为高低技能劳动力对于环境的偏好差异，环境规制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的发展。

随后，本文使用2005年及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检验了模型假说，并对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与城市发展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回答。实证结果表明：样本研究阶段，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使得劳动力由污染部门向清洁部门配置；环境质量作为城市生活舒适度的一种重要体现，城市的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间劳动力的迁移。因为高技能人才对于环境的偏好更强，环境管制强度提高使得更多高技能人才流入，提高了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环境规制高技能人才的流入还会通过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发挥集聚效应使得整个城市的劳动者福利提高，促进人口流入，最终使得城市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改善双收益的高质量发展。另外，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对那些高污染行业依赖程度高的城市来说，执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更能够吸引劳动力的流入。

环境恶化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是当前中国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主要矛盾。人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而环境质量在吸引人才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为：在现阶段面临严峻环境污染的态势下，城市政府应该实施更加积极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城市中长期走向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