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在两种语境下展开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语境；一种是思想史的语境。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在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方面经历了从强意识形态语境到弱意识形态语境的转化，目前正处在突破意识形态语境、建构思想史语境的阶段。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建构研究第二国际的思想史语境必须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分析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特色和时代特征，从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转变的内在机制；一个是在学术思想创造的层面上思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和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方面的理论贡献，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视角。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证明：建构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语境，不仅使我们能够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史的研究，而且使我们能够破解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长期未能解决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争的难题。正是后一方面，展示了在思想史的层面上研究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深广意义。

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