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戊戌”之后梁启超提出 “新民”说，民众以国民身份进入近代新型知识分子视野。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对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译介与传播，极大地改变了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其中民粹主义意识极大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对启蒙和革命的接受与认同。无论改良派的“新民”启蒙还是革命派的“三民主义”均折射出民粹主义在其中的深刻影响。晚清“文学革命”作为政治思想启蒙的途径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近现代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塑造了晚清白话文的特殊品质。这种政治思想启蒙与晚清“文学革命”之间的互文性，传达了新型知识分子民族国家的焦虑与诉求，并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具有权威的指导性。但延安文学范式并非仅止于文学形式建构，它实际上是中共抗战建国战略的一部分，是应时应地的中共“延安道路”形成的具体策略的体现。延安文学范式的完成，是多元因素的合力。延安根据地树立的模范人物与英雄人物，是延安文学范式中“新人”的现实来源。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是讲话精神与延安社会现实政治的积极互动：一方面“讲话”与整风确立了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制度要求，另一方面这些客观现实倒逼着延安知识分子体制化的过程。延安作家力图实践“工农兵文学”的方向，从模范人物到新人形象，呈现出从制度创造到文学反映的完成过程。延安社会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也完成了从政治实践到象征生产的过程。

创造社早期具有鲜明的艺术先锋性，“个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其反叛传统与社会的精神来源。他们非主流、边缘知识分子文艺群落的生存方式，具有流散性的波西米亚特点。波西米亚文艺群落，由于其本身的不稳定性与流动性，在时代激变中极易转向激进知识分子。创造社核心人物郭沫若、成仿吾等于“国民革命”时期积极投身时代政治，初步接受无产阶级文学观，成为文艺界的政治先锋。自20年代末创造社倡导“普罗文学”运动，到“左联”成立，普罗文学吸引了大量激进青年知识分子对革命文学的兴趣。普罗作家共有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批判精神，对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追求，这种生存体验均对这一个群落性的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影响。他们文学写作呈现出的左翼倾向性（激进化的左翼政治书写），以及“普罗文学”时期依旧浓郁的个人浪漫主义色彩，成为普罗文学书写时代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