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男，1968 年生，安徽绩溪人。曾就读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大学专科、工业管理工程专业）、浙江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多份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司金融。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七十余篇学术论文，还是《上海证券报》和《中国经营报》等报刊长期专栏作者。和他人共同主编了《中国经济学》系列，参与主编《经济学前沿》《金融学前沿》以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三套译丛(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金融市场的制度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与李涛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社会偏好理论与社会合作机制研究》（与宋子峰、连洪泉、左聪颖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等。研究成果《社会偏好理论与社会合作机制研究》入选2016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经济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九项，曾入选2005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组织问题一度被新古典范式所忽略。科斯和西蒙等人的开创性研究重新把组织纳入人们的视野。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为理解组织行为的两个关键要素，组织经济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完备契约理论和不完备契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此开启了组织经济学主流化之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则让组织研究回归到西蒙传统，通过引入有限理性和社会性，组织经济学看似偏离主流化，实则在重塑一个新的未来范式。

西蒙和卡尼曼等人发展的行为经济学本质上采取了一种“经济学方法论弱个体主义”。这种新的理论范式坚持从个体出发，探讨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又通过认知双系统理论来引入社会因素，通过人的自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互动关系来刻画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这样就可以避开高度社会化的理论陷阱。但现在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已经逐步偏离了西蒙、卡尼曼等人开创的研究路径，转而选择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有可能为经济学提供一个新的微观基础，但前提是回到西蒙与卡尼曼等人的思想路径。

本文在批评过去经济学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局限基础上，详细梳理了人的适度社会性引入经济学研究的过程，重点阐述了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伪科学面，以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家对这一假说的证伪。本文指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研究，不仅发现了诸多违反新古典范式理论预测的反常现象，比如合作悖论、偏好反转等等，还同时发现了利他、互惠、公平和认同等社会偏好。社会偏好代表了人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社会偏好和理性自利偏好共同构成了适度社会化的人的偏好微观结构，两种类型的偏好形成互动关系，或挤入，或挤出，决定了人的复杂的社会行为，从而形成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社会偏好理论和偏好的微观结构理论构成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行为人假说，基于这一假说，经济学未来新的微观基础有可能得以重塑，而新古典范式将退化为一个特例。

老行为经济学向现代行为经济学的演变，本质上是一种新理论范式的形成过程。老行为经济学试图通过心理视角来诠释一些经济现象，但缺乏完整的独立的理论逻辑体系。现代行为经济学看似源于老行为经济学，却和其存在本质的区别。现代行为经济学继承了老行为经济学的心理视角的分析和相关的思想，但同时又不排斥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引入人的社会性，从有限理性假定出发，构建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理性和人性的假定不同，也就意味着理论内核出现了本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行为经济学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新范式，同时又兼容新古典经济学。这也是现代行为经济学能够对现有的经济学分支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变革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