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在《周礼》《礼记·王制》注中提出的“设法”概念，既是弥合《周礼》《王制》对封建制度受地面积的矛盾记载的注经思路，也发展成为传统中国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制度思想。这一经注思想与宋儒义理解经结合，“师其意不师其迹”等崇尚“法意”的立制、变法和制度实践思想进一步彰显、定型。还原此一思想理路，对于理解里甲、保甲、团练等累进式制度设计何以为是、如何执行，乃至传统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方法论启示。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中期，存在周期性出现的共性现象：制度丛脞、行政低效、风俗颓坏、国势衰微。可以概括为“中叶困境”。“中叶困境”是与王朝体制伴生的、难以克服的制度病、政治病，能够看到一条积弊生成并延长的线索，即使有“中兴”提振，也难以真正挽回政治生命力的衰退。中叶困境是“总体性衰微”，可以从“制度—风俗”一体并重的双中心框架来分析，其形成动力机制是“积弊”。作为王朝兴衰周期的“中叶”在政治思想史上定格，是传统中国治道积淀的重要成果，是士大夫的历史“同时代感”的重要表现。以严复为代表的思想家，从王朝兴衰周期的长时段视野中思考清代中晚期的政治社会颓相。认为只有再造“法意”，走出王朝体制，建立现代国家政治体系，才能克服积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