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在《周礼》《礼记·王制》注中提出的“设法”概念，既是弥合《周礼》《王制》对封建制度受地面积的矛盾记载的注经思路，也发展成为传统中国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的制度思想。这一经注思想与宋儒义理解经结合，“师其意不师其迹”等崇尚“法意”的立制、变法和制度实践思想进一步彰显、定型。还原此一思想理路，对于理解里甲、保甲、团练等累进式制度设计何以为是、如何执行，乃至传统中国的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方法论启示。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