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严峻的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回返”疑难指涉的是西方哲学话语意指中自身意义丧失的危机。从历史形态的演进来看，冯友兰−黑格尔式中国哲学“表达不足”的疑难驱动了近代中国哲学的范畴化运动，恰恰造就了福柯−萨义德式“表达过多”的疑难，进而导致了话语决定论的困境。牟宗三由“逆觉体证”所确立的“超绝主体”可以看作是对西方哲学话语的有意识的抵抗，但其奠基于主体性之上的“知性之存有论”阐释的不足，使其理论阐释恰恰服务于“存在即是被意指”的西方哲学话语实践。借助现象学“还原”运动的教益以及牟宗三存在论阐释的教训，中国哲学的“彻底回返”有赖于一种感性论的解析。这一解析表明，以身体所嵌入的隐默的知觉世界才是中国古人的存在论根基，无论是海德格尔式“站出”还是牟宗三希冀的中国哲学的“站出”，在根本规定性上都应是一个身体式“站出”。由身体的“站出”与“隐退”这一交织关联体所组成的“站出域”构成了主体性挺立的地基与存在论前提，同时，由身体双重性所指示的“语言与隐默世界的交织”也消解了中国哲学所谓的表达不足困境。甚至可以说，身体的“站出−隐匿”悖谬、身体与世界的“身−世”合一在根本上摒弃了存在论的概念式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更切近于中国哲学的“源在”，这一“源在”不仅消化了“知识论”，也在根本上消化了“存在论”，从而使中国哲学走出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彰显出中国传统生活世界的朴素情调及其中屈伸往来的幽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