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典常以我们生活环境中的事物做比喻来阐发思想，孟子用“水之就下”来比喻人性之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孟子“水喻”并不完美，在宋代理学对诸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做具体区分后，经过程颢、朱熹以及胡宏的多次修正，“水喻”的喻体有一个从“水之就下”，到“水之清浊”，再到“清水盐水”的变化。这一过程正是宋代理学从自身的学说出发，通过微调“水喻”的喻体，进而对孟子性善论进行补充和修正的过程。在这一系列植根于经典的不断创新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性善论可以有诸多不同的发展向度，而“水喻”的变迁正是儒学在融合与创新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 的一个缩影。

“大成圆教”是牟宗三早年形容儒家思想的术语，以其“大中至正”对佛老进行贬抑，但之后却不再使用。这种“消失的名词”反映了牟宗三理解“圆教”概念的范式转化。牟氏对圆教的掌握、吸收和消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初由佛学中来，继而融佛入儒，再跳出儒佛判分，将圆教纳入中国哲学的整体视域中。通过《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佛性与般若》等著作，牟宗三从“玄智”“般若”凝练出“非分别说”，又从“性体”“佛性”凝练出“存有圆具”，以此两义赋予“圆教”全新的哲学架构，并最终在《中国哲学十九讲》《现象与物自身》和《圆善论》等晚期著作中将圆教模型视为一个具有普遍哲学意义的公共模型，用以对不同哲学流派的特色进行分析和整合，最终实现圆教“各自纯净，各自丰富，各自限制”的“各美其美”。从圆教这一概念入手，可以对牟宗三晚期哲学的开放性乃至整个现当代新儒学的理论意义有更为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