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是推进东亚海域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琼浦闲谈》，是一册迄今尚未受到学界关注的珍稀抄本。该书成于唐通事之手，生动地状摹了18世纪的中日贸易与长崎社会实态。研究发现：《琼浦闲谈》所述具有特别的史料价值，由此应充分重视活跃于长崎的福州府属人群之乡土背景。具体说来，江户时代在长崎的不同人群之信仰彼此交融，既有中国人对日本神明之借用，又有中国各类信仰崇拜移植日本的更多例子。除了人们习知的儒家圣堂（孔庙）、妈祖信仰、佛教黄檗文化之外，道教系统之“九使”信仰在长崎的影响亦值得特别关注−“九使”由原乡福清的荒洞蟒神到东亚海域史上舍生取义之林姓神明，“九使”信仰从福州府属庶民之“九使诞”俗以及府城倡门邪神崇拜再到融入长崎盛大的诹访神事活动，其间的嬗变轨迹，彰显了东亚海域跨文化风俗传播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透过对福州府土神“九使”与长崎诹访神社信仰之渊源等的分析，可以管窥传统时代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其相关影响。

王振忠，1964 年生于福州，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1986）、硕士（1989）、博士（1992），1998 年晋升该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翌年受聘担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出访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日本东京大学、法国远东学院、台湾“中研院”、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并兼任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档案研究系项目合作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史、社会史、徽学及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的研究，迄今已出版论著十数种。其中，《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2011）收入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出版《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2009）、《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六O 学人文集”，2017）自选集二种。主编有《徽州传统社会丛书》（与法国学者劳格文合作，2011—2016）、《活着的记忆——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录》（2013）等。1998 年起在《读书》月刊开设“日出而作”专栏，并出版学术随笔《斜晖脉脉水悠悠》《日出而作》等。主持、完成过多项省部级项目，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之首席专家。

由明迄清，徽州海商的主体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明代武装走私的私人贸易转向清朝政府特许经营的海外贸易。及至19 世纪60 年代，东亚海域世界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国内太平天国的兵燹战乱，又对中日贸易造成了剧烈冲击，加速了徽州海商之衰落与长崎唐馆的解体。本文聚焦的徽州巨商程稼堂，曾是长崎贸易中举足轻重的海商首领。但在19 世纪中后期，他与海商同行、长崎会所、借贷商人之间，不断地发生各类债务纠纷，其本人则为了躲避债主的纠缠而到处东躲西藏，并多次将各类财物作为抵押。这些，显然反映了其人已徘徊于破产的边缘。程 稼堂的遭遇，折射出昔日富甲天下的徽州海商之困境。其人的盛衰递嬗，可算是煊赫一时的徽州海商之最后一曲挽歌。

《唐船寄附状帖》是2019年在长崎圣福寺发现的重要史料，书中收录的136封信函，是康熙年间驶入长崎港的中国南京、宁波、厦门、广东、台湾以及咬𠺕吧船主给圣福寺铁心和尚等人的书信。考证这批书信产生的年代，并在考释各信涉及的诸多名物之基础上，指出该文献可以弥补《唐船进港回棹录》等档案记录之空缺，从中可见江户时代长崎贸易的一些侧面，特别是僧侣、宿主、唐通事与船商的互动实态。作者认为：长崎的贸易制度存在着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唐船寄附状帖》则反映了中日贸易早期的一些情况，其中所提供的鲜为人知之细节，反映了长崎贸易中一些较为复杂的面相，也留下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汪启淑是清代前期江南著名的藏书家、篆刻家，颇为出版史、艺术史学者所关注。不过，尽管其人系徽州盐商一向尽人皆知，但因书阙有间，以往对他的盐业生涯所知甚少，有关其人生平事迹的诸多细节亦皆不得其详。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田野考察所获契约文书为主，对汪启淑的生卒年代、在江南各地的活动场所以及盐业经营与社会生活等诸多侧面，作一较为细致的勾勒。论文指出：在迄今尚存的徽州文书中，土地契约占绝大多数，而有关商业方面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在这批新近发现的汪启淑相关文书中，不仅有涉及盐业经营的契约，而且还有一些与桑梓故里相关的土地契约、分家文书。据此，我们可以较为细致地探讨盐商的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考察徽商由盛转衰的过程，故而弥足珍贵。从中可见，乾隆时代的徽州盐商，通过租售盐引，成为凭执根窝获利的有闲阶层。正像汪氏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一样，作为徽商的汪启淑，其商业经营亦涉及诸多行当。而就现有资料来看，他既是盐商，又是典商、出版商，甚至也被后人视作医家。这些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盛清时代徽商“贾而好儒”的性格特征及其在文化上的诸多建树，其影响一直沿续到近现代。

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1883—1931），享年虽仅四十九岁，但在其不到五十年的生涯中，中国社会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此一“天时日变其旧，人事日趋于新”的时代，詹鸣铎除了著有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之外，还有个人诗文集《振先杂稿》和詹鸣铎日记等传世。本文即聚焦于抄稿本《振先杂稿》，从商业、宗族和村落及乡绅角色三个侧面入手，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从中可见，作为一名“贾而好儒”的生员兼徽商，詹鸣铎虽然衣食无忧，但多年徘徊于功名与生计之间，亦时感步履维艰。在断续的外出游历中，詹氏在江南各地见过世面，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在其行文措辞中，时常将当年颇为时尚的新名词嵌入个人表述，显露出与时俱进的倾向。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识储备与社会见识仍然极为保守，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消极与悲观，从中反映出在时代变迁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的乡绅之无力与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