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多将网格化管理看作以管控为目标，依托于行政科层力量下沉到社区的一种带有极强刚性特征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认为网格化管理的直接后果在于导致了社区的行政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板结化。但事实上，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方法，网格化不是一个封闭不变的模式和体系，自新世纪初产生以来即不断吸纳“组团服务”“三社联动”“三长制”等地方社会治理的创新经验，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多重形态的转换。与初期重管控不同，网格化治理的实践者努力将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柔性治理元素纳入到网格化系统之中，使得网格化的存在形态和特质根性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由此，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也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升级，实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长期以来，在东亚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学界更多地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欧美社会学的知识引进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东亚社会学自身的本土化问题。虽然上述路径对于当代东亚社会学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学界似乎普遍对社会政策实践路径所具有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功能有所忽略。事实上，社会政策实践与社会学知识体系构建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学可以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基本的理论前提预设和知识论、价值论意义上的支撑；另一方面，在社会政策的实践推进过程中，随着政策的不断推出及付诸实践，也会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新的概念命题，增添新的知识内涵。此外，比较社会政策也可为社会学知识体系开辟新的研究视域。社会政策实践之所以可以为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增加新的理论命题和分析灵感，主要是因为，在现实中政府部门往往要直面真实紧迫、且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其问题发现的时间早，解决问题亦需要政府、市场、社会间复杂的互动。当然，社会学的学科价值取向也可为社会政策提供特定的理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