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在各个地方展开时，吸引了无数追随者进入到这股潮流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失语者”。在浙江一师的“非孝”之争中，施存统等“新青年”的对手方——凌独见是以“卫道守旧”之形象展现在新旧分明的历史叙述之中的。但若征诸凌氏生活与思想的演变轨迹，其实他并非“卫道”青年。凌氏与“新文化”主流之间是一种既迎合又排拒的复杂联系，这种联系深刻揭示了边缘知识青年在五四时代里跌宕起伏的生命境遇。

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之研究既应在“学衡”之内，亦可能在“学衡”之外。1922年吴宓撰写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是代表“学衡”之外的一篇典型文字。此文因鲁迅在《“一是之学说”》中的激烈批评而为人熟知，但也因为鲁迅文章的高光性和笼罩性，其实又近乎“人人不知”。在认真释读《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全文的基础上，讨论此文所引起的，不限于鲁迅的各方反应和长程影响；吴宓在此文中显示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以及吴宓和此文遭遇的时代“尴尬”等问题，以期在一个更大视野里理解吴宓与《学衡》相关诸人。

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革命有诸多维度可以深化研究，情感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这是因为革命由一段又一段的原生态时光所构成。对革命的呈现和思考就需要不断去雕刻（补足、删削乃至重塑）那些时光。海量历史原料为雕刻革命提供了基本条件；历史过程为雕刻革命提供了基本图样。在此基础上，情感史的思考和研究可以让气象万千却又云雾笼罩的革命历史过程不断地具体、丰富、伸展与立体，继而让人们对革命历史过程的认识深刻且动人。这一维度的思考和研究需要先集中于两个问题的讨论，一个是情感维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表述问题，另一个是情感维度与革命者的生命浮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