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呼吁见证“异识”，就是为了捍卫辩论权利而防止原告因被剥夺辩论权利而沦为受害者。见证“异识”，就是质疑和重写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不接受基于启蒙理性原则之上的、作为知识合法化基础的宏大叙事的“共识”。利奥塔借鉴康德的理性批判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而实施了对宏大叙事的批判，高举“异识”大旗，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罗蒂的共识理论展开了激烈争论。利奥塔的异识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对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普遍与特殊之间关系问题的处理上所坚持的多元主义立场。这一思想既非一种异识政治学，也非一种后现代主义政治学，而是一种旨在见证“异识”的哲学政治学。见证“异识”，也就是见证“不被表达者得以被表达的可能性”。

聚焦空间权力的“空间理论”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医院空间”问题的探讨则集中体现出其政治哲学的独特性和现实性。然而，国内外学界对这一具有独特地理学思想维度的空间理论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在福柯看来，18世纪末，空间问题之所以成了医学的根本问题，是由于医学训诫和管治技术在医院空间内运作和医学对环境的持续干预，医院实现了从收容空间向医疗空间的转型，临床医学和疾病分类政治学随之诞生，人口健康也随之成为政治权力的根本目标。从医院空间、家庭空间到城市空间甚至人类空间，医学话语与医学权力的交织关系愈来愈复杂和拓展。世界成了医院，治理成了治疗。虽然福柯医学空间思想明确提醒我们警惕、防备进而反抗在医院空间乃至社会空间中运作的过度权力，并断然拒绝“社会矫形外科学”的权力运作，这是建设性的，但福柯所说“世界成了一个大疯人院”与其泛权力论一样夸大其辞。在当今社会的空间化、网格化治理中，只有各方政治力量达成动态平衡才是付出最小代价的合理治理。

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权力机制作了深刻的、独特的批判思考。奈格里主张存在论吸纳政治，任何政治都是生命政治，从而否定政治自主；奈格里强调非物质“生产”已是当代世界一种普遍的共同行动，无产者的大脑和身体在生产过程中抵抗资本主义统治。从“生命权力”“生命的生产”和“主体性的生产”这三个方面可以展现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生产思想的特点和理论内涵。奈格里所说的“诸众”，作为反抗帝国权力机器的新主体，是一个由欲望、语言、斗争实 践以及理论思考等特征来刻画的、旨在政治解放的革命主体，并具有存在论的、生命政治的和经验的三重规定性，从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肩负全人类解放使命的无产阶级。从奈格里与福柯思想五个方面的差异可知，奈格里是一位“新帝国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