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赵刘曜光初四年在终南山崩处发现一块刻有谶言的白玉，中书监刘均对玉石谶所作的灾异型解读客观上成为此后刘曜、石勒二赵间交争的重要引线。同时，通过稽考刘均解谶的知识基础以还原出当时主流的祥瑞型解读，可以从中揭示汉赵政权在立国前史、符命继承、国号变更及战略方向上的自我申说及其理论建构的实态。光初四年玉石谶事件的出现与后续的历史发展脉络典型地反映了谶纬因素对于早期中古社会的深刻影响。

东晋安帝时期，依靠天师道信仰驱动教众起事的孙恩集团一度成为晋末政争中迅速崛起的新势力。孙恩在起事之初，事实上即展现出宗教与世俗领袖的两种身份形象特质，唯后者未付诸更多实践。其继任者卢循则因应局势变动，屡次提出与桓玄、刘裕等势力同为“建义之党”的新型政治话语，同时于内、外构建完整的“方伯”形象及其意识形态，使该集团从失败的泥潭中成功复起。同时，此种身份构建的转变还与卢循势力在岭南重建之主要兵源发生改变的史实密切相关。上述发现反映出孙恩、卢循起事中以往未被充分关注的现实主义倾向及其背后持续一贯的演进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