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社会结构的视角，中国农村可以分为东部农村和中西部农村两种理想类型。在农村工业化浪潮之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经济分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包括企业家阶层、中间阶层、中下阶层和贫弱群体等等阶层在内的社会分层，企业家阶层主导了村庄的政治社会发展态势。在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经商的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计模式，并呈现出外出务工群体、中坚农民阶层和贫弱农户之间的分层。中西部农村村庄内存在着一个去分化的机制，农户之间的分层并不明显。东部农村与中西部农村在分化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两者在村庄治理基础及其发展趋势上的差异。东部村庄富人治村不可逆，富裕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与结盟决定了乡村治理的基本面貌。中西部农村中坚农民是主要的治理主体，治理则以保持基本秩序为目标。

为了节约集约用地、保护耕地而出台的增减挂钩政策在现实中因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制度设计，造成了当前土地认识和土地实践的混乱。从实践上看，增减挂钩政策通过“拆旧”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并不会产生财富，仅仅是一种财富转移，造成了资源浪费；从理论上看，增减挂钩政策被作为一项基础政策来设计土地制度改革，假定了当前中国拥有巨量的土地财富，存在认识误区。增减挂钩政策属于虚拟市场性质，这应是理解增减挂钩制度的基本认识前提。应当用公共政策取代增减挂钩政策转移资源的功能。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之下，如何做到基层治理有效，如何理解当前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行政激励强弱与基层治理事务可考核性之间可以形成多种组合，强激励与弱可考核性的组合是造成基层治理有效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国家权力周期对于理解基层治理有效也是其中的关键。当前阶段，农民正在史无前例地进城，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史无前例地重组，基层治理体系保持灵活性有助于适应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快速变迁。从基层治理有效角度来看，不存在绝对的适应任何条件的激励制度，而总是在基层治理中出现熵增时，国家及时调整制度，掌握国家权力收放的尺度。国家通过激励制度的调整，收放权力，以保持基层治理有效，从而适应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