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决定分工水平，分工水平决定经济的效率，货币的数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在以实物商品为货币基础的时代，货币不足制约了社会分工水平。商品货币通过“储蓄创造货币”到“顺差创造货币”，就是为了解除货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信用货币解除了货币的短缺问题，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货币现象。中国通过土地财政所创造的信用，成功转向“贷款创造货币”的信用货币机制，社会分工水平迅速提高。房地产是中国货币信用的主要来源，房地产政策对中国经济必然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影响。

通过将主流经济学中针对产品和要素配置的市场竞争拓展到资本领域，可以从资本价格和贴现率入手，构建一个资本竞争的范式。任何贴现率都面临收益和风险之间的权衡，资本之间的竞争最终取决于资产的临界贴现率。要达到风险—收益的最佳组合，就需要在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之间重新配置信用。在开放经济下，不同的资本市场分别通过调控贴现率和信用额度相互竞争。货币政策的核心，就是管理贴现率以避免任何一个层级的资产价格因信用额度不足而崩溃。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本，中国必须做好独立创造基础货币的准备，不恰当的财税改革可能令中国不战自溃。贴现率对虚拟和实体财富具有完全相反的效果，进而导致财富管理两难，“双轨制”很可能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唯一的制度路径。

经济学的困境源于其基础是建立在均衡而非竞争的基础上。改变必须从构建以竞争为基础的经济学范式开始。按照竞争的经济学范式，市场竞争被分为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两种状态。当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时，竞争发生在消费者之间（威克瑞竞争），产品的价格等于边际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当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时，竞争发生在生产者之间（熊彼特竞争），价格等于边际上生产者能够获得正利润时的最低价格。由于假设所有消费者偏好不同，当市场扩大，剩余增加，市场将会分裂出新的产品，以减少消费者的效用损失。当相邻产品之间的竞争（哈耶克竞争）达到均衡时，两个产品市场上边际消费者效用相等。根据新的价格形成机制，全部均衡必定是由“价格-规模-种类”三者同时决定的。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货币理论和增长理论是两个独立的分支。本文在两阶段增长模型框架内，进一步构建一个包含资本和现金流的动态“双螺旋”现代增长模型，将货币与增长问题整合到一个互洽的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下，经济被视为一系列商业模式的集合，所有商业模式都可以分为资本型增长和运营型增长两个阶段。现代增长通过信用将两个阶段连接起来，构成“双螺旋”式的增长循环。通过将未来收益贴现获得资本是现代增长区别于传统增长最重要的特征。基于信用生成的货币在现代增长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

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十九大报告针对新时期中国经济基本特征提出的新表述。何为“高质量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可能才刚刚开始。本文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涵括微观、中观和宏观，包含资本型增长（投资）和现金流型增长（收益）的两阶段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由于资本是未来收益的贴现，在本质上属于债务，进而提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资本（存量）和现金流（流量）不能相互替代的“不可替代原则”。在此基础上，基于原始资本获取方式的差别，对传统增长和现代增长进行了区分，并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土地金融和资本创造对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和发展的逻辑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在中国城市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从此前的资本型增长转换到现金流型增长，这也是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经济学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