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时代普遍存在的匮乏不同，现代性的特征越来越表现为普遍存在的剩余。物的剩余是从生存性状的物化到物欲化及物役化的转变,表现为废弃物的世界与人生存的荒诞化。主体的剩余是在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人的受限与受奴役，也表现为“人类的废弃”与“多余人”。结构的剩余是指现代性社会组织结构及其科层化的剩余，其实质是形式合理性的剩余。政治的剩余是在现代性条件下不断增生的乌托邦主义，表现为“剩余的善”、国家权力的剩余以及“剩余之民”。历史的剩余的实质在于持续在场的“现在”的剩余，是抽掉了人的自然史的结果，表现为历史与未来双重的虚空。符号的剩余是现代性符号世界的剩余，表现为抽象的符号对人的统治及其虚无的生产。

不同于将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定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博士论文》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可另确定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德法年鉴》时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在这些文献中，马克思实现了从启蒙自由主义向激进主义的转变，借助于并顺沿费尔巴哈的主谓颠倒逻辑，将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颠倒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但马克思没有止步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现成判断，而是分别探讨市民社会的历史扬弃，并筹划国家的可能样态。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显然已不是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那种现成的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而是作为历史性存在的资产阶级社会，其在向人类社会的提升与转变中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也因此成就了唯物史观。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理性国家或伦理国家的批判，也力图实现由物质国家或资产阶级国家向人民国家的转变。但人民国家不同于无政府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国家，而是与新社会建构关联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国家社会化，是在马克思的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中已经被给予的基本理论定向。

由氏族到部族的转变，亦即从单一的血缘世系共同体向根源于但又超越血缘家族的想象性的我们共同体的建构，形成民族的初始样态。有理由将种族置于国家民族、族群以及人类性民族的关联之下，经历种族主义之后，种族已不只是一个描述民族的中性概念。族群是扬弃种族的结果，也是从种族到国家民族的必要中介，族群的出现，标示着人们共同体在其发展中获得了生存方式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应自觉避免族群的种族化及其政治化。国家民族扬弃了民族的诸实体样态，并将民族带入现代性，使民族诸层次及其样态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其中，国家民族及其认同与族群自觉的关系，构成现代性状况下民族实践的基本关系，而“nation”也经历了从早先与族群（ethnic group）相通的边缘性的和贬义的所指，向国家民族义涵的转化与提升。人类性民族乃民族的总体层次及其样态，其不是民族之历史演进的中介，而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