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先进国家中，德国社会学的发展相对晚进且历程坎坷。德国社会学在20世纪初萌芽之时，就因纳粹的“夺权”而停滞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学科重建阶段又因美国的挟持而陷入了美国化危机。在此危难之时，达伦多夫1958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人》，意外引发德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角色”概念的学术争辩，史称“角色之争”。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论战，让德国社会学出现了“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的学科发展方向，对德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产生了不小的推动效应。当今中国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之时，德国社会学极富戏剧性的“复兴”之路，值得参考借鉴。

批判理论自建立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分析揭示我们的世界如何自启蒙时代以来因工具理性而造成了病态关系。不过,技术在当代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当代社会发展出“自我运算”技术,并出现持续朝向人工智能物联网世界的趋势。在这个世界中,所有技术物都开始具有自我运算与物质实践的能力,让我们身处如同万物有灵的“算法泛灵世界”。过去,工具理性的麻烦在于将人纳入技术控制领域之内;但在算法泛灵世界中的麻烦在于将人排除在技术控制领域之外。从“算法泛灵世界”现象出发,关于工具理性的某些基本命题有必要进行调整,并补充进一些新的社会学研究与省思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