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西方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如何书写和讲述大屠杀的故事，已经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所关心的，是如何将大屠杀这个特定的、情境化的历史事件建构为一个普遍的人类受难和道德邪恶的符号。基于其文化建构主义立场，亚历山大认为这一关乎大屠杀叙事的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符号操作方式和叙述方式的转换，具体而言，就是从关于大屠杀的进步叙事转向关于大屠杀的悲剧叙事，才能完成上述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转换，使大屠杀超越特定情境而变成普遍化了的创伤事件，并至今仍然生动地“活在”当代人的记忆之中。

美国犹太人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关于道德见证者的现象学描述值得梳理和探究。首先，道德见证者具有如下特征：就见证内容而言，道德见证者见证的是极权主义政体所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道德见证者必须具有关于苦难的亲历知识，一般情况下他本人就是极权灾难的受难者；道德见证者的见证行为必须有明确的合乎正义的道德目的。其次，道德见证者的希望，既不同于基督教的千禧年式希望，也不同于世俗的理想社会蓝图，而是非常低调和审慎的希望，它表达的不过是：在极度黑暗的时代仍然坚信道德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最后，道德见证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后者是客观事实的真，前者是主观感受的真，也是一种直面自我的“本真经验”。

阿伦特的“世界”不同于地球、自然，它属于人类创造、由人工制品（从建筑物、生产/生活工具到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等）构成的广义的文化。同时，世界不是单个人的世界，而是所有人的世界，是复数之人于其中交往对话、相互向对方呈现自己的公共空间。世界的现实性和自我的现实性只有通过与别人分享在世界中的经验才能获得。世界之所以能够独立于生生灭灭的自然循环，连接起过去、现在、未来，并赋予人稳定的现实感与身份认同，极大地得益于它的持久性，世界的持久性为人提供了抵制自己生命无益性（短暂性）的保证。最后，世界的持久性和人的不死性都是世俗的，它从根本上区别于宗教意义上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