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绩效呈现出两个特征事实：总量高速增长和结构持续失衡，这种特征事实在经济层面推动了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自身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经济体制比较的理论和国际经验，构成了中国推动市场化经济体制转型的两重背景，利用市场机制来推动经济增长体现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这导致其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社会基础、约束条件和目标诉求。由此，也就在市场化转型中内生出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这集中体现为政府间的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市场间的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地方分权式威权体制和上游管控型市场扩展相互组合，导致中国经济制度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也导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诱发或加剧了结构性问题。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异质性，可以勾画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调整基本方向，也可以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和实践维度的逻辑支撑。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中国的减贫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减贫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减贫成就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阶段，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随。为此应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农村减贫，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相结合是形成减贫绩效的主要原因。二元结构转化影响减贫的四种效应能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为效应发挥提供了制度基础。2020年之后，中国减贫战略将进入“下半程”，即应依靠常规方式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这在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动减贫战略与二元结构转化的再衔接。

非正式制度是农村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农民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关联、非正式制度、合作行为三者的关联机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再生产的理论框架，强调中国农村非正式制度因功能差别可分为“防御性”与“开拓性”两种类型，它们的再生产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数量与规模特征有不同作用。根据逻辑推演，以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现存“土堡”建筑作为非正式制度“防御性”功能的衡量指标，探究其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土堡对所属村庄的经济组织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业合作社平均规模的影响为负，这种负向影响并未出现在制造业，理论假说得到了实证资料的支持。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现阶段中国农村现代化应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但这一过程应尊重非正式制度作用的产业差异，并坚持以农民为主体、适度规模经营两个基准。

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城乡消费差距突出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征事实，本文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在逻辑上指出：劳动力市场扭曲会通过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这两种机制而影响城乡消费差距，但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因社会保障配置的“身份”属性而不显著，引入空间相关性之后上述作用机制依然成立。采用1992—2013年中国31个省区面板数据的研究证实了理论推演的结论。在不考虑空间相关性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每下降1个单位，会导致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下降0.136个单位和0.094个单位。引入空间相关性后，劳动力市场扭曲每下降1个单位，会导致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下降0.078和0.071个单位。本文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应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重视社会保障的城乡均等化配置以及缩减城乡收入差距来推动城乡消费差距的逐步收敛。

央地财政关系与城镇化质量是新时期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议题。理解中国城镇化质量需要在央地财政关系和城镇化质量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央地财政关系是中国城镇化实现快速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也是造成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制度性成因，央地财政关系可以通过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城镇化发展质量。在实证研究层面，基于197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借助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可以考察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对中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分税制改革增强了地方政府的“为增长而竞争”模式，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是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对城镇化质量的特征事实的实证研究为该结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城镇化质量除了可以通过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来直接推进以外，还可以通过调整央地财政关系来间接引导。这为新时期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与提高城镇化质量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