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方法论的属性定位、发生契机与体系构造

胡玉鸿

法学方法论的属性定位、发生契机与体系构造

胡玉鸿

作者简介: 胡玉鸿，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042） ;

中图分类号: D909

The Position, Origin and System of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Yuhong HU

Available Online: 2023-04-20
CLC number: D909

摘要

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前言”，第1页。

Ingeborg Puppe：《法学思维小课堂−法学方法论密集班》，蔡圣伟译，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黄异：《法学方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黄维幸：《现代法学方法新论》，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李惠宗：《法学方法论》，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参见托马斯·M. J. 默勒斯：《法学方法论》，杜志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页。

参见舒国滢、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4页。

恩斯特·A. 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文正邦：《当代法哲学研究与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洪逊欣：《法理学》，自印本1982年版，第62页。

杨奕华：《法学方法论研究范畴之商榷》，杨建华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53页。

参见B. B. 拉托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王哲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6、19页。

霍布斯采行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立场，而黑格尔则是标准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思路。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1页。

舒国滢、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第6页。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161、163页。

在此可引英国学者科特瑞尔的一段话作为注脚：“为了方便起见，我将法律哲学对法律理论的贡献定义为规范法律理论，将法律社会学对它的贡献定义为经验法律理论”。参见罗杰·科特瑞尔：《法理学的政治分析：法律哲学批判导论》，张笑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高旭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参见舒国滢、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第3—4页。

有的学者认为，之所以被称为“教义学”，是因为它预设依附了一系列不能被质疑的观点：其一，立法者是理性的；其二，陈述只有一个意思；其三，这个意思能被发现；其四，法律体系是完整的，也就是说，实证法没有漏洞及矛盾，或者，这些漏洞及矛盾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清除；其五，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去认识对任何个案都适用的规范。参见米歇尔·托贝：《法律哲学：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张平、崔文倩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2页。可见，法教义学本身即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论规则。

卡尔·波普尔：《走向进化的知识论》，李本正、范景中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11页。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10—11页。

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页。

杨奕华：《法律人本主义−法理学研究诠论》，台北：汉兴书局有限公司，1997年，第25页。

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7页。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与方法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718—719页。

维拉曼特：《法律导引》，张智仁、周伟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魏德士：《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25页。

参见博登海默：《博登海默法理学》，潘汉典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25页。

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29—130页。

参见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1—202页。有关法条实证与概念实证的区别，叶氏指出：法条主义是虚构一个历史上立法者的意图来解释法律的含义，而概念论则是借助一个“合理的”立法者的虚构，通过具体法律概念所处的关联语境，来界定法条的客观含义。参见同书第202页。

参见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7页。

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第185页。

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李猛主编：《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马汉宝：《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页。

“在自然科学中，假如一种理论足以解释一个广大范围内的种种现象，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定律。”参见贝蒂·H. 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沈明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7—28页。

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页。

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刘北成、王皖强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2页。

参见鲁道夫·冯·耶林著、奥科·贝伦茨编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李君韬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55—64页。

参见鲁道夫·冯·耶林著、奥科·贝伦茨编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第51—77页。

参见鲁道夫·冯·耶林著、奥科·贝伦茨编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第47—81页。

上述引文，分别参见鲁道夫·冯·耶林著、奥科·贝伦茨编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第86、63、66—67、68、51、74、83—8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

张文显、于宁：《当代中国法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罗伊·波特：《启蒙运动》，殷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页。

霍布斯：《论物体》，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5页。

51参见E. 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

52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89页。

53如学者所言，霍布斯主义传统提出了建立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之止的社会理论，或者说，这种理论的基石是个人，而不是某种集体−例如，城邦或可全体—例如将宇宙看做是上帝意志的产物。参见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54霍克海默：《自然法与意识形态》，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6页。

55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页。

56黄克剑：《心蕴− 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57何兆武、陈启能主编：《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58参见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启蒙：思想运动如何改变世界》，祝薪闲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9年，第3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60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导引》，雷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22页。

61诺伯特·霍耐特：《法是什么？−法哲学的基本问题》，雷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62鲁道夫·冯·耶林著、奥科·贝伦茨编注：《法学是一门科学吗？》，第63页。

63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就是赵敦华先生主编的《西方人学观念史》一书。该书认为，西方的学术理论都是以人的解构作为出发点。为此，该书将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关于人的观念概括为九大类：宗教人、文化人、自然人、理性人、生物人、文明人、行为人、心理人、存在人。而每一大类中又有具体的细分，例如近代自然人的观念就包含政治人、经济人和道德人预设。参见赵敦华主编：《西方人学观念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3页。

64保罗·海恩、杰拉德·N. 布拉德利：《学科入门指南：经济学·法学》，刘晓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65迪特玛尔·冯·德尔·普佛尔滕：《法哲学导论》，雷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8页。

66黄源盛：《法史与法理之间》，邓衍森、陈清秀、张嘉尹、李春福主编：《法理学》，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第24页。

67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68孟德斯鸠对法所作的定义就是：“法是源于事物本性的必然关系。”参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页。拉德布鲁赫对此所作的解读是：“法律（制定法）的精神”并不能被视为富有创造能力之头脑的任意专断的命令，而要被视为“从事物的性质中产生的必然关系”。由此，孟德斯鸠在一切生活的自然条件、气候和土壤性质，及其人类活动、经济生产、人口密度、富裕程度、国家组织、军事活动、宗教、习俗和民族精神中发现了这种性质。参见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导论》，第96页。

69艾伦·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陈玮、冯克利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70孔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程树德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38页。

71托马斯·K. 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1页。

72关于“范式”一词，张文显教授在国内法学界有最为全面、清晰的理解。他从五个方面来解构“学术范式”，包括：第一，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解系统，即有关对象的本体论、本质与规律的解释系统，是科学研究中的“理论预设”“合理性或可解释性的标准”；第二，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包括理论焦点、概念系统、基石范畴和核心理论（“理论硬核”）在内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第三，范式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背景，即范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活动的大平台；第四，范式是一种方法论和一套新颖的基本方法；第五，范式表征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参见张文显：《全球化与中国法学》，《法学的理论与方法》卷一，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73如英国学者劳埃德所言：“自然法思想价值何在？自然法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对于人类法律和制度的历史性偶然，转向普世的或者接近善世、隐含其下的原则。它向我们表明需要在其他学科的语境中研究法律：尤有甚者，它使得我们意识到道德目标渗入法律，并在法律的适用和司法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确实是自然法使得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要有法律，能有什么样的法律，以及当我们认为法律未能失去为法时，我们应当做什么。”丹尼斯·劳埃德著、M. D. A. 弗里曼修订：《法理学》，许章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100—101页。

74舒国滢：《法学的知识谱系》，第1629页。

75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76阮文泉：《论德沃金建构解释理论的反实证主义倾向》，杨日然教授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法理学论丛−纪念杨日然教授》，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96页。

77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78David Marsh等：《政治学方法论与途径》，陈义彥等译，台北：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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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法学方法论的理解必须回归到其本初的含义，即指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以此它与研究司法实践的法律方法论明显不同，将法律方法论直接用来指称法学方法论，将使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无立足之地。同理，“法教义学”本身即可以视为一种独立的法学研究方法或者说法学方法论的一种类型，以法学方法论对其命名实为“画蛇添足”。法学方法论立基于具体法学研究方法之上，是对法学方法的体系构建与理论说明，指引和推进着法学研究的发展。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法学方法论深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意在使法学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法学研究主体对于法学研究科学性、实践性、历史性的主观追求以及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用新的法学方法论创新法学理论的客观需要，使法学方法论脱颖而出并成为科学方法论中的一种独特类型。就体系构造而言，法学方法论包括法学研究的哲学预设、逻辑起点、分析视角、基本模式、主要范式、研究路径、主要方法、基本程式八个主要部分。它既包括法学研究中基础预设的铺陈、法律人逻辑起点的设定、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的探讨、法律上人的模式的推演，又有个人本位的范式定位、价值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以及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步骤、检验标准的归纳。
- 法学方法论 /
- 法律方法论 /
- 法学方法论的发生契机 /
- 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体系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we should return to its original meaning: the methodology for legal research.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rom the legal methodology which focuses on judicial practice, for the latter would undermine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thodology for legal research. Similarly, “legal doctrine” is an independent legal research method or a type of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it is thus redundant to name it after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Based on specific methods,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is a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legal methods that guide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research. In terms of its origin,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natural science to make it more objective, whereas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practical, historical and the need to use new methods in different social conditions also shape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making it a unique type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 In terms of its system,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mainly includes eight parts: the 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 logical start, analytical perspective, ideal model, main paradigm, research path, basic methods and program of legal research. It includes both the foundational presuppositions of legal philosophy, the logical start of the “legal person”, the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the legal deduction of the “model of the human”, and the individualistic paradigm, the research path that combines value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 induction of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s and testing criteria.
-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
- legal methodology /
- the origin of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
- research system of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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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陈斌, bchen63@163.com

1.
沈阳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沈阳 110142

法学方法论的属性定位、发生契机与体系构造

作者简介: 胡玉鸿，华东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042） ;

The Position, Origin and System of the Methodology of Juris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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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方法论的属性定位、发生契机与体系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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