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尔斯倡导的“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转向的启发下，哈德蒙对黑格尔和解概念的解读摒弃了其形而上学前提和要素，转而从社会哲学的角度，阐发和解概念之于规整古今之争问题的重要含义，并由此碰触到哲学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内在批判维度。伽达默尔和里德尔更为深入地从信仰和知识的宗教问题、客观精神或历史领域的问题以及自然和历史概念的统一问题来把握和解概念之于古今之争问题的复杂蕴含。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围绕“后认知主义趋势”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现实化问题上的分歧，指向了古今之争问题在从康德哲学到后康德哲学的演化中更高层次的重演。对和解概念的阐释既不能在政治哲学与形而上学完全割裂开来的情况下展开，也不能在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要康德式哲学的还是要后康德式哲学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下进行。只有把和解概念与古今之争问题关联起来加以阐发，才能超越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态度，走出一条更具现实性的理论道路。